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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发达的“史学”
与贫乏的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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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梁启超曾指出：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帷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帷中国为最发达。
（《中国历史研究法》）
然而，有发达的史学，并不等于有先进的历史观的指导。
纵观一部中国史学中，我们不能不感到史学研究中这种“贫血”
的现象。
连章学诚也指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
学者不知斯义，不是言史学也。”
《浙东学术》作为章学诚的本意，则是反对空谈理性的宋明以来的理学。
但是，“六经皆史”
，“六经皆器”
，在另一个意义上，他则是把史学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大系统之中加以研究、探讨，开拓了史学的新视野，把“圣典”
还原为“政典”
、“法宪”
，“其所以原民生与利民用者”
，“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谓以明道也”
。
这已经接近于近代的历史主义了。
当史学家以某一种史观编纂历史之际，其时的历史，也正是按这种史观在创造与演绎的。
且不说前已提到的司马迁作《史记》，为“述往事，思来者”
，“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
著《汉纪》的荀悦，则要以西汉的盛衰“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
，而昭之以东汉统治者，“君子有三鉴：鉴乎人，鉴乎前，鉴乎镜”
。
《贞观政要》则要从前朝的“危、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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