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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兴修水利”
被周恩来总理作为配合土改的首要条件提出。
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前身）同年成立。
中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专门成立“防洪抗旱总指挥部”
的国家，从成立至今，该部的总指挥大多由时任国家副总理担任。
历代肆虐中国的水患，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根本扭转，“两年一小灾、三年一大灾”
的苦况成为历史。
“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
的黄河，是在新中国建立后，才有连续60年伏秋大汛不决口的安定局面。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国家先后投入上万亿元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
◎访谈
陈世旭（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江西省作协主席）
我们从治水获得民族长治久安的启迪
记者：您是怎么参与到《中国治水史概要》的编著工作中来的？
陈世旭：在程贤章先生发动下，最早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缪俊杰先生受托请我帮忙组稿。
有众多的名家集体创作，有中国治水史这个厚重的选题，让我觉得这是一本值得写的书。
这本书的策划人确实有胸怀、有眼光，是“大智慧、大赢家”
。
此外，程贤章老人以年近八旬的高龄来做这件事，让我很感动。
一些同行知道这件事以后也非常高兴，就都答应了。
我大概帮忙联系了20多个省市的作家吧，包括蒋子龙、叶兆言等人。
记者：本书的策划人杨钦欢认为，中国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后，尚无一部完整的水利史。
在您看来，这个多年、甚至是多个朝代的空白何以在民间得到了填补？每个空白的填补，每个梦想的发轫都需要一定的土壤和条件，您觉得这个土壤和条件是什么？
陈世旭：抛开篇幅的差距不说（《水经注》仅约三十万字，《治水史》约二百万字），我觉得本书的规模和厚重，都要超过《水经注》。
千年之前的郦道元没有经历后世那么多的惊心动魄。
这部著作的诞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治水史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来做这件事，只不过这件事恰巧发生在了广东，恰巧发生在了梅州，恰巧发生在杨钦欢、程贤章一次并不特别重要的谈聊中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是偶然中带着必然。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治水史。
您如何理解编著本书出版的现实意义？
陈世旭：从狭义讲，治水有关水利，这是我们国家实实在在的地理国情。
中国自古以来经历过许多大灾大难，自古到今灾难频发，冰雪、旱涝等严重灾害不断。
所以，当政者一定要兴修水利、治水，以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否则就难以奢谈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我国的水利事业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经验，但也有不少失误。
如何总结治水的经验，吸取教训，达到民族的长治久安，我们大概能够从治水中得到启迪。
我们编著这本书，按照作家的生动表述，将我国千年以来治水的经验和教训进行集中展示，我感觉非常厚重，意义非凡。
同时，这部著作也是中国水利史一项十分必要的基础性建设，是治水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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