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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科学权威刊物自然杂志还指出实验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是微观世界的体系上消灭了一个空白点。
25年后的中国政府在那个难忘的科学春天里，特别向王淦昌等当年参与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科学家颁发了新中国以后物理学家获得的第一个最髙奖一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1975年，美籍华裔著名科学家杨振宁秘密回到中国，一次谈起苏联当年的杜布纳研究所时，悄悄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惟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当杜布纳科学城的科学家们欢呼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这一伟大科学成果时，中国政府突然给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国科学家王淦昌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放弃手头工作，立即回国接受新的任务。
为什么？什么新任务这么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从事的核事业与政治又联系得太密不可分了。
不用说，祖国的需要是第一位重要的。
王淦昌在决定离开杜布纳的那一夜，他一个人静静地思索了一下政府命他急回的各种可能。
他已经好久没顾上看报纸了，于是他拿起一份中国的人民日报和一份苏联的真理报。
糟糕，太糟糕啦！
王淦昌从不会对政治时势作出准确的评语，只会用糟糕两个字来形容。
然而在他内心明白一件事，那就是中国要与苏联分手了，中国的科学发展同时也要与苏联老大哥们长期断绝交往了。
作为一名科学家，王淦昌面对这种局面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相对而言，苏联要强大得多先进得多。
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着。
第二天，他把留苏几年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以买设备的方式全部交给了国家。
今天我把大家召来，想开最后一次会议。
片家知道，我已经接到回国的命令。
离开杜布纳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联合研究所的中国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气对大家说道。
当时的助手们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们突然想起应该给王先生开欢送会，准备点水果茶点什么的。
汪容，你们别去忙乎，坐下，都坐下。
我有话对大家说。
汪容等几位正想出门悄悄去准备临时欢送会的年轻人只好折回身子，坐到原来的位子上，静等一向严要求的王先生训话。
现在我给大家出一个题目：今后的高能物理实验方向应该如何选择？这是顶顶重要的，我比你们先离开联合所，但你们也要做好马上回国的准备。
回去后我们的条件比这儿差了，但新中国的物理科学实验不能停止！
怎么办呢？我们心里必须有数。
这是我离开杜布纳留给大家的最后一道题，你们回答好，我心里也就塌实了。
这个会比给我开个隆重的欢送会要开心得多！
王淦昌说完自个儿又乐呵起来，真有意思。
刚才还被导师绑得神经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弟子们，一下又跟着乐起来了，于是这些科学迷们像往常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开仗……
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
有人当着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划拉着，而这样的事在杜布纳联合所是常有的。
导师与学生进行角色的交换，发生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鲜事儿。
这不，今天已经打好领带的王淦昌也还是一一颗平常心，坐在台下听自己的学生纵说高论。
嗯，有道理。
台下的王淦昌聚精会神地听着，嘴里不时称赞着。
这时，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轻轻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在干吗？汪容转头一瞅，差点笑出声。
原来，聚精会神过度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么时候从沙发上出溜了下来，整个身子蹲坐在地毯上，然而他竟然毫无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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