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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方世界应当清楚，中国是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又是古代四大发明之国，华人的聪明与智慧是超人的，只要他们一旦获得这种可以充分发挥的机会时，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中国的奥本海默就是这样一群非凡的创造者。
王淦昌作为核武器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1964年他和并肩战斗的同事们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褒奖这些杰出的功勋人物，把他们接回了北京。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罗布泊的那一声巨响之后隆重召开，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被挤压了数年的中国领导人和我们的人民一下子变得扬眉吐气一一这完全是有理由的扬眉吐气。
在选举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从未在中国政坛上出现过的名字一一王京被代表们一致通过成为新一届人大常委。
王淦昌当时看到人大公报上那个王京时，心头涌起的一股激动是旁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他根本不曾想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加人到了国家政坛人物的行列。
自进人灰楼和后来到青海高原的罗布泊基地，王淦昌以其科学成就的威望与高年龄的资格，虽然早已不用王淦昌这三个字记录自己的生活与工作，但化名王京其实也没有几个人这么叫他。
从国家的总理、共和国的元帅，到整天厮守在一起的科学同事们，甚至那些娃娃兵们，老王、王先生、王老头儿是他听得最多也是他最熟悉的称呼。
嘻嘻，我是王京，王京就是我。
我们这位平时天真得孩童般的科学斗士，手拿人大会议新闻公报，津津有味地唠叨着。
回家的时候，他拿着报纸有趣地对自家的孩子说：这个王京就是我！
从这一年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始，王淦昌当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直至1987年第七届人大。
而这二十几年间，王淦昌始终在中国核武器试验及核能科学工作的最前沿领导着中国核领域的秘密工作。
我们常把王淦昌等著名科学家誉为两弹元勋，这两弹指的就是原子弹和氢弹。
出于对时局与形势的考虑，就在罗布泊第一次大爆炸之后，中南海随即决定了搞氢弹的战略决策。
就在王淦昌参加人大会议之时，他和并肩战斗在核武器试验一线的核专家们接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又一道命令：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
其实早在研制原子弹的同时，我们的最高决策者已经把视线触到了别人有我们也应该有的氢弹上，而这个弹远比原子那个弹威力要大得多，且其相关的技术当时仅由美苏英三国掌握着。
而从来就好胜的法国总统戴髙乐将军当时曾发誓要成为拥有氢弹的老四。
这时的我们，几乎包括王淦昌、钱三强这些中国的顶级核物理学家对氢弹方面的技术也一无所知。
然而中国人向来有不信邪的勇气。
当毛泽东的命令发出后，二机部部长刘杰召集部下迅速写出了三年到五年能爆炸氢弹的计划报告，当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桌上时，周恩来马上告诉刘杰：三年才能爆炸氢弹，太慢了，要快！
可以看出，中国的领导人对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心情太迫切了。
我们今天应当怀着崇髙的敬意，说一声感谢钱三强。
因为正是这位有远见的中国核武器研制战略家，在王淦昌他们全力进行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已悄悄开始布置另一个核战略一氢弹技术的基础理论研究。
今天已经解密的史料告诉我们，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的能量点燃氘和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并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
一个原子弹的威力可能是几百至几万吨梯恩梯当量，但氢弹的当量则要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
可是并不是所有核武器都能在短时间内让众多科学家掌握的。
美国人从原子弹试验中得到启示开始进入氢弹探索，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用910年时间，苏联用了更长时间。
中国的总理对部下用3年时间爆炸氢弹的计划很不满意。
可想而知，中国的科学家又将面临一场更紧张更艰巨的秘密历程！
小黄，我们准备搞氢弹试验，所以组织上决定你把你的那个研究小组的专业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进行轻核理论研究。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可要注意保密啊！
一天，钱三强把一位30来岁的年轻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样叮嘱道。
而正是钱三强的这着棋，在第一顆原子弹爆炸后，为中国科学家们进入氢弹正式研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后来，被后人称为中国核武器国产一号的青年物理学家于敏同志也加入了黄祖洽他们的轻核理论研究行列，并且因此使中国这方面的科学理论得到了迅速突破。
一天，钱三强带着于敏和黄祖洽等一批轻核理论研究人员以及已经取得的可喜研究成果来到核武器研究院，对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淦昌说王先生，我把最后的兵将都调来了，现在就看大家的了！
王淦昌瞅着于敏、黄祖洽等年轻人，真是喜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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