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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着吧，你一半，我一半。”
郑锦滔不仅会磨领导，他在会场上的发言也极具感染力。
1978年，在全国举行的“三学”
经验总结表彰大会上，当时大庆、湖南、咸阳和东莞四地的农业搞得轰轰烈烈，被定为全国的农业典型。
在这四家农业典型的代表发言中，郑锦滔的发言最为精彩，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
这位农民模样的东莞人，穿着一身土气的西装，然而他那具有华丽色彩的广东普通话演讲却在会场不断激起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东莞的农业确实搞得有声有色，1977年的东莞尽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7.4亿，人均收人144元，财政仅3000多万，这么一个不算很穷但却绝对谈不上富裕的农业县，对国家的贡献着实让7000多名与会者深受震撼：每年上缴国家粮食4.3亿斤，出口5800万美元，还卖爆竹、粮食、蔬菜、生猪给香港……当郑锦滔将这些数字以他那抑扬顿挫的腔调华彩般地一一报出后，会场立马炸开了锅，东莞的农业太了不起了！
打那时起，全国各地的县委书记县长们记住了一个叫东莞的地名。
然而，让人们始料不及的是，正当这些县长县委书记们兴致勃勃去东莞参观取经回来准备效仿东莞农业模式时，东莞却抛却了引以为傲的农业，扭头搞起了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三来一补”
。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给东莞命运带来重大转机的“三来一补”
的改革波涛里当年曾翻腾着怎样的汹涌暗流。
东莞改革开放发展的起步之路是极其艰难的，艰难之处更多来自于压力。
前面笔者曾已提过，“三来一补”
并不好拿，烫手！
果不然，这个小小农业县苍白的脸上刚刚有了点血色，各种各样的大帽子就被沉沉压了上来。
外贸部门的人来东莞看后，脸色很不好看，说东莞的“三来一补”
是消耗国家资源，冲击了国家的出口，也冲击了国内市场；学术界的专家来东莞看了，看完后更是纷纷撰文抨击，更是断言东莞的“三来一补”
是建立在沙滩上的，这种“沙滩经济”
没有技术含量，经不了风雨，是没有任何发展前途的……总而言之，东莞走的路子有问题，不应该把人家淘汰下来的东西拿进来。
其实，这种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当时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大多走的是利用外汇引进设备搞自己产品的发展模式，都搞得红红火火，唯有温州和东莞走的路子不伦不类。
温州搞私人经济，东莞做来料加工，都上不得台面。
东莞上不得台面的“三来一补”
也使广东省领导备受牵连。
广东省老书记王全国有一次去北京开会，遭到各省领导的围攻和批判，心情不畅，从北京一回来就跑到东莞来看，听完东莞领导的汇报和解释后，心里的阴拨才渐渐散去。
维根特斯坦说，产生新概念的劳动是痛苦的。
确实，这种痛苦折磨着每一个东莞人，更折磨着每一个东莞干部的神经。
原东莞外经委主任陈松基至今一提这事还委屈不已：“记得我有一次陪省外贸局的一位领导参观我们的工厂，看完后他不屑一顾，说你们的来料加工原来如此，引进的就是这么一堆破机器！
我跟他解释说这设备不是我们买的，农民没活干，希望有个就业机会。
上海的一个区委书记过来看后，说我们对国家贡献不大。
我就跟他们争，我说国家没给我们一分钱，只给政策，我们创了那么多外汇，我们的贡献不大吗？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反对来料加工……”
最让东莞领导头疼的是下面公社干部的抵触情绪，扣上“危险论”
的帽子。
很多老干部纷纷说，跟资本家打交道很危险，容易犯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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