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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这两笔账，我们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几个亿的收人，再说我们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
钱就是这样来的。
盖房子的钱也好，存银行的钱也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启动的钱也好，都是从这些钱来的。”
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于光远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点点头说：“这样好啊！
我们今天晚上算达到目的了。
你们做得非常好！”
那个晚上，于光远并没有很快休息，他兴奋地拉着李近维谈了很久，浑身的疲劳和不适之感似乎一扫而光。
在东莞跑了一天，所见所闻都使他倍感兴奋。
通过和李近维的交谈，更使他思潮翻涌。
1978年，中国召开了举世瞩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于光远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会议以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而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主题报告，就是于光远在邓小平的旨意下起草的。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于光远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开拓性研究。
自1979年以来，他马不停蹄地奔波在基层，先是考察了长三角一带的经济发展，又来到广东，对珠三角一带的改革进程做了一番考察和研究。
在这些年的考察和研究中，于光远非常关注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事物。
当他在广东听说了东莞经济发展迅猛这件事后，精神大为振奋，一定要亲眼考证一下东莞的发展情况。
东莞的发展也恰恰印证了他的思考和理论。
他深感，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最高原则，其他任何原则，都不能和这个原则并列。
东莞的先行实践也论证了他提出的关于改革和经营的关系：改革应当为经营排除障碍、创造条件，因为经济效益只能通过经营来取得。
这一次考察珠三角，对于光远来说感受颇丰，东莞的实践更是令他欣喜至极，更使他坚定了对中国改革的理论方向，自1978年访问南斯拉夫以后，他开始比较系统和深人地思考和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应被看做是继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方面的伟大变革，中国当前所进行的这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跨世纪的任务。
关于改革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应当把商品生产问题放在首位，即使是农业生产也必须要商品化。
李近维走后，于光远酣然人梦。
第二天一早醒来，他推开窗户，一束朝霞直射在他的脸上，老人家欣然喊了一声：啊，这里的晨光真的好鲜亮！
与海做伴的东莞，确实每一个好天气下的早晨，日日都有鲜亮的晨光，由此也使得这块大地上的绿色比其他地方更葱郁和丰饶。
实际上，东莞变动土地种植结构而大获成功的消息，早就传到广东省委省政府。
对此，省领导深受震撼。
很快，省委特组织全省的县委书记来东莞取经学习，向全省大范围地推广东莞的农业生产经验。
“当时那个经验介绍会就在东莞老县委那边开的，全省各个县的县委书记都来了。
大家听了我们的介绍后都觉得不可思议，没想到东莞已经在全省率先改变农业结构，大种经济作物，开始转向市场化了，因为他们都还在种粮食。
当时农业生产还是计划经济的生产形态，国家让你种粮食你就种粮食，还得上缴给国家，所以东莞的这个改革对他们来说非常了不起，尽管现在看起来很简单。”
一位东莞干部向笔者回忆说。
说起来，东莞农业商品化最早还是受了黄江镇北岸村的启发。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位北岸村农民便偷偷尝试着将一块山沟地栽种上了橙子树苗。
3年过后，那些橙子树上竟缀满了黄灿灿的果实，像一个个鲜艳的小灯笼悬挂在林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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