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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怕欠外国人的钱，二怕欠老百姓的钱。
欠了外国人的钱，国际官司打起来，我们国家的声誉要受影响，能不还给人家吗？欠了老百姓的钱，老百姓都跑去上访，你敢不给吗？可那么高的利息我们怎么给得出啊？再说，对于国家、集体的资产，我们怎么可以卖掉呢？”
秘书看着神情严肃的李近维，默默地听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半晌，李近维突然停住脚步，问秘书：“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困难的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吗？”
秘书困惑，不知书记这个葫芦脑袋里又在卖什么药：“困难怎么会有爸爸妈妈呢？”
“有！”
李近维一脸认真，“困难的爸爸妈妈就叫做昨天的失误，同样，今天的失误就是明天的困难。
你看呀，以前我们运用的发展手段，不就是从外面拉一些企业进来，从农民那里拿一些土地，从本地和内地再招一批劳动力吗？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大量利用高息贷款建这建那。
但你知道吗，现在这种发展手段已经走到极限了，再这么下去就会成为困难的爸爸妈妈了。
我们决不能制造明天的困难。
处事应未计其利先计其害，我们可不能做那些便于今而不利于后的事，不能说只要我今天过得去过得好就行。
今天的困难有多大，我心中还有底，但明天的困难就难以预测了，就没有底了。
现在必须消除各种隐患，把对明天产生不利的种种隐患都认真消除！”
“怎么消除？”
“我心中已经有一个方案了。”
李近维所说的方案就是后来他在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
关于方案的成因，在李近维写的一篇怀念任仲夷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叙述——1993年，不少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过热现象，有的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开发区，盲目举债，高息集资。
当时我在惠州市工作，深感问题严重，但还来不及解决。
1994年春我又调回东莞工作了，这时，东莞的经济比我1988年离开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高息集资的风险问题同样也存在。
当我布里迅速清还高息集资款、降低集体资产负债率、防范经济风险时，遇到了胆力，有些人说这样做太保守，是思想不解放。
这时，东莞市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也在紧张的筹备之中，为了把握好前进的方向，我又叩开了任老的家门。
我半开玩笑地对任老说：上次您给我“批发”
的已经“零售”
得差不多了，现在又要“提货”
了。
任老谦虚地说：现在不是你来“提货”
，而是我要向你们“提货”
了，你们工作在第一线，手里都是鲜活的东西，你不“批发”
给我，我的脑子就空了。
任老指出，“对发展的数字也要科学地看。
新中国成立后，从数字统计上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属于最快的国家之一。
但我们国家现代化程度提高得并不快，人民生活还很贫穷，在改革开放前，有些地方甚至比50年代还有所下降。
原因虽然有多方面，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觉地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办事，生产目的不够明确。”
任老说，“发展必须讲求效益，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那种不顾客观条件的盲目发展，最终只能阻碍发展，破坏发展。
发展的确是硬道理，但客观规律却是更硬的道理。
违反客观规律，硬发展是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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