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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知道，东莞许多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物业租赁和村（社区）集体分红。
有报道称，东莞市富裕村的每个村民每年可分到10万左右。
这些就是改革开放给本地人民带来的第一桶金。
而东莞百余万户籍村民，也正因此被称为“食利者阶层”
，房屋可以继承，“股份”
也按人头给。
有媒体比喻，东莞人是种房子的，租出去赚了钱之后，种更多的房子。
但，现在要把一些企业转走，外来打工者也相应减少，谁都明白，这意味着村里和村民们的出租房也便空了下来……
这可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啊！
笔者越琢磨“双转型”
，越替这一届领导班子捏把汗。
其冲击力和引发的争议绝不亚于改革开放后东莞所发生的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
更为重要的是，过去的改革都是从极“左”
的路线中跳出来，革的是旧体制的命，然而这次革命却是革到了自己头上——不仅要从过去的经验、观念和路径依赖中跳出来，还将对既得利益“山头”
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也因此，这届领导班子比任何一届领导都日子难过。
刘志庚向笔者坦言道：“改革开放以来，东莞走了一条符合东莞实际的路，顺应了经济的大环境，我认为走得是完全对的。
东莞当初靠‘三来一补’起家，‘三来一补’对东莞的原始积累有很大的贡献，它的历史作用功不可没。
但这种特殊的产业结构到了现在必须得进行调整。
汪洋书记看得很准，他对我们提出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的要求，这和我们提出的‘双转型’是一致的。
这是东莞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相对来说，压力更大了。
以前主要是加大引资力度，加大建设就行了，但现在对原来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难度很大。
这个调整的过程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我们必须要忍住暂时的阵痛，因为你要调整肯定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我们还必须要忍得住经济速度的放缓，要忍得住暂时收人的减少，忍痛割爱，另外，我们还必须要忍得住社会的种种非议。”
刘志庚也坦言他最大的压力来自村里：“村里都担心企业一走会减少村里的收人，这的确有他们的道理。
其实，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的产业结构调整对村里没什么利益，因为税收是市镇分成的。
所以，我也在考虑把市镇两级的税收分成分给村里一些，在经济上扶持他们，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利益问题。
我们还打算把村里的行政支出由我们的财政来承担，这样可以减少他们的开支。
我们正准备制定这方面的政策，实施一系列配套措施，把他们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
另外，我们借款给他们办工业区，或者他们贷款，我们贴息。
村里最大支出就两块，一个社会治安，一个教育。
我们先解决教育这一块，以前村里也办教育，现在归到市镇两级，一方面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也减轻了村里的负担……”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科学发展，正是新一代东莞领导者内心和实际工作中所追求的。
东莞由此开始走向了荆棘丛生的未来之路。
在这条新路上，他们不仅要在传统发展模式上进行脱胎换骨，更要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深度开发，这是一条布满坎坷的崎岖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希望的辉煌之路。
儒家经典《大学》曾有一句话：“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我们期盼着楚歌声能早一日化为欢乐颂！
期盼着唱响胜利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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