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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当即表示支持。
对于这件事，2008年11月，在本部书稿即将下厂印刷之前，现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副主任的黎桂康也向笔者作了补充回忆：“当时我正在广州参加省委组织部的读书班，张旭森受到很大的委屈，含着眼泪，长途跋涉跑到广州找到我，向我汇报了这个情况。
当时太平已引进了中国第一家镇办的‘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镇可以搞‘三来一补’，那么，村是否可以搞呢？我感觉应该解放思想。
龙眼村的经济以前都是以农业为主，农业也是搞单一的水稻，另在山岗边种一些红薯和木薯，经济非常落后，一个主要的劳动力在村的分配每年只有300元，如果按张光办厂的合作合同，一个进厂的农民一个月的收人就有300元。
一个月等于一年的收人，这是一笔十分可观的收人，对农民来说，应该是好事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于是，我特地请假回来，赶紧召开了公社党委会议，组织学习全会精神，并联系龙眼村办假发厂的事情展开了辩论。
会上，公社‘驻片’（龙眼和北栅同属一个片）领导坚持三个立场：一是张细家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让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回来剥削贫下中农；二是不能让宜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变成工厂厂房；第三龙眼村是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不能插上资本主义的黑旗。
但多数党委认为，过去我们长期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搞单一经济，农民不能富裕，现在有三中全会精神，我们为什么不能突破旧的思想束缚？有些党委说，张细家家庭成分不好是上代的事情，他回来是做生意，不是搞破坏，祠堂也不是天天用，腾出来办厂搞收人有好处，农业学大寨不能越学越穷，眼前有一条致富出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尝试一下？经过两天的讨论，我集中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同意龙眼村与港商合作办假发厂。”
1979年3月，由张光投资的龙眼发具厂开工了。
这便是中国农村第一家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
对于龙眼村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之后又引进来一大批“三来一补”
企业。
1988年，龙眼村引进了全市第一家台资企业。
如今，龙眼村的台港企业已有一百多家，连李嘉诚都把工厂办到了这里，龙眼村自己也办起了好几个加工厂。
如今的龙眼村早已致富。
像许多村一样，龙眼村早已没人种地了。
张志伟告诉我们：村里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分两块，一是租厂房，二是租铺位。
村民的分红每月1000多元。
到了一定年纪的农民（男60周岁、女55周岁）每月还能领上200元的老人金。
村里的文化设施应有尽有，有广场、运动场、老人活动中心、游泳池等。
他还向我们介绍：张细、张光兄弟俩后来又介绍了不少其他港商进龙眼村办厂。
他们自己在虎门有5个厂，投资几个亿，建成了三四万平方米的厂房，成了香港最大的美发公司。
张细现在是虎门香港同乡会会长。
另外，龙眼村还有个叫张佛恩的人，是村里最富的人，在中国富人榜也排名靠前呢。
当天，笔者见到了张光的哥哥张细。
张细已年近古稀，但交谈起来，你能发现他是个性格爽朗的人，其言语明了且没有一丝晦涩，也许这正是东莞人大度豁达的性格所显露的印记。
那天，张细向我们敞开心扉，以一种轻松的语气讲起了那一段并不轻松的往事——
我是1938年出生的。
5岁那年，我父母双双离开了我们。
之前我父亲一直生病，病了18年，我母亲生我小弟弟张光时，坐月子喝了一杯豆浆，很快就病死了，父亲一伤心也跟着去了。
父母死后，我们家的家产被亲戚给搬走了，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
我上面有哥哥姐姐，哥哥1949年初中毕业后就参加了革命。
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
1952年划成分时，我们家被划为地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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