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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枚意识到，边民往哪儿逃，取决于哪儿有吸引力。
制止偷渡，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对饥俄中的群众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是没有说服力的。
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我们虽然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还没有资格大谈自己制度的优越性。
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到此，邓小平留下的两个谜才真正解开。
邓小平回京后对深圳一直念念不忘，在中央会议上几次出人意料地点到了它，并迅即将它推向了改革的浪尖。
时光流逝了十多年之后，谷牧的话终于得到了印证。
当年大逃港的那些人很多都回来了。
他们发现，命运跟他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不顾一切代价，怀揣梦想奔向天堂，殊不知，天堂就在他们出发的地方。
虎门也是邓慕尧先生的家乡，他现在就住在虎门，身边有不少人是当年逃港回来的。
“现在很多虎门人都拿着香港居民证，我们称他们香港美。
他们回来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因为他们在香港没法呆，连他们的儿女也都回来了。
还有香港本地人也跑到虎门来安居。
现在虎门完全不一样了，以前从香港带一件衣服回来可以穿几代人，现在香港人跑到虎门运衣服拿到香港卖。
你现在去问问虎门人，问他们愿不愿意去香港，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愿意。
实际上，70年代末走的这批人到香港后，大多数都没发上财，日子都不好过。”
1979年.邓慕尧在虎门公社文艺宜传队当编剧，不到20人的宣传队那年一下子跑掉了一半。
邓慕尧拿自己举例比较起来：“当年宣传队跑掉的同事回来联系我，我请他吃饭，而我去香港打电话给他，他则叫上几个人，联合起来请客，而且还不是吃饭，只是喝茶而已。
我在虎门住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在香港的那些人到现在也没能买上自己的房子，住在香港政府的廉租房里。
再说.他们的生活成本多高呀，即使他们一个月能挣上一万块钱，但租房子就得好几千，日子不容易过的。
他们的孩子读书花钱更多，我们现在是免费。
还有，当初我们宣传队的那些人，好歹还算有点文化，这样的人到了香港，根本就无法适应，在那里只能做苦力，有点头脑或运气好一点的，最多也就帮人家打工，所以他们这些人在事业上都没任何发展，更谈不上成功。
另外，这些人出去时都二十出头，没有技术，只能做体力活，现在他们都五十出头了，体力活也干不动了，挣不上钱了，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后悔。”
确实，命运跟他们开的这个玩笑有点开大了，这也使笔者想起黎桂康停留在江面的那句话：“你们会后悔的……”
“后悔也没办法了。”
邓慕尧接着举例说，“我有几个亲戚是1979年跑到香港去的。
一个原来帮人家杀鸭子，现在自己开了个小店，过得还算好一点的。
还有一个现在打工都打不成了，老了，靠领点香港政府的社会福利生活。
还有一个以前帮人做建筑，现在也是力气不够了，找不到活儿了。
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社会，你没有技能，不在写字楼里工作，靠做苦力，年纪一大，你肯定就不行了嘛。
60年代初跑过去的人都发了财，因为那时两边的反差比较大，在香港做劳工再苦也苦不过我们人民公社的劳动，人家做一天都有两百，我们做一年都没有几百块钱。
但中国改革开放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香港的工厂很多都转移到了这边，到这里招工人，这时你跑到香港去就很难找到工作，想做苦力活都没什么机会。
这些年来，我们这边发展很快，老百姓一下子有了很多机会。
我身边还有很多没去香港的人，本土创业，现在家里都有车有房，日子过得很好。”
正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当年第二批逃港人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他们奋力游向梦想中的黄金彼岸，谁料，彼岸的黄金正悄悄移向自己出发的此岸。
在奔腾激**的波涛里，在诡诵莫测的风云中，他们与梦想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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