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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赶紧下来,钻进城墙下的防空洞。
日机走后,我看到在护城河边上,一位母亲的头都被弹片削掉了,孩子还趴在妈妈怀里吃奶。
当时西安城防空也确实虚弱,这是我后来知道的,因为后来我在防空站工作过一段时间。
一九三七年抗战初期,西安城及陕西防空司令部相继成立后,便着手组织西安城军防民防事宜和协调驻西安城各部队组建防空网,其中包括空军部队、陆军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部队,但装备差、数量少,实力极其有限。
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三八年春夏,驻西安城的空军驱逐机队,曾多次升空作战,每次都尽力将入侵日机赶跑。
可是,该部队很快被调离西安城。
当局在军事力量无奈的情况下,号召市民捉汉奸。
当时,《西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防空司令部劝告民众防缉汉奸拟定防缉常识盼各特别注意》报道,大意为:空袭警报发出时,人都是争先恐后、扶老携幼进入地下室中,但是汉奸鼠头鼠尾不愿见众,常常孑然独居一隅。
日机夜袭时,汉奸活动更甚,弄出光芒高射的灯光或火光。
防空司令部要求大家要随时随地留神,一旦发现汉奸,及时向宪警报告,或直接扭送有关部门。
我捉汉奸一事是发生在一九三八年底,比这个报纸的时间早半年,可见韩春目光的敏锐。
其实,西安城这个老城,西北抗日后方的重镇,除汉奸的手一直是很硬的,从来没有停止过。
当时玉祥门外就是杀汉奸的刑场,汉奸行刑前要游街示众,但汉奸仍然像野草,随时会从哪个砖头瓦块缝里冒出来。
当时捉汉奸的志愿者也很多,尤其是青少年。
即使大海捞针,也要确定个下手的地方。
我想起前不久韩大大在房上修屋顶被敌机刮掉了帽子的事。
当时韩大大正在房上修屋顶,警报响了,韩大大想把屋顶修完,就没有下来,结果敌机俯冲下来,像勺子一样在韩大大的头顶上拐了一下,韩大大戴的黄色狗皮帽子被飞机带动的旋风甩到了院子的地上,韩大大惊叫着问我他的头是不是掉了。
当时我提着一小桶泥站在梯子上。
看到那飞机画了个弧线后,平直了身子,优美地飞走了,漆黑的阴影一路抚摸着老西安城的秦砖汉瓦,温柔无比。
韩春说,“据可靠情报,南昌敌伪正训练间谍六十余人,分赴内地刺探我军情,并以红色雨伞为指挥敌机信号。”
我想,也许敌人已经将红伞改成黄伞,把韩大大黄颜色的狗皮帽子当成了汉奸发的信号,拐下来凑近一看不是才没扔炸弹飞走了?难道东羊市或附近有汉奸?难道这一带有他们轰炸的目标?我这样想着,就把寻找汉奸的目标锁定在了东羊市一带。
一个寒冷的早晨,几架日机从东边飞过来,低得快要擦到东门屋脊上的酸溜溜草了。
在高射机枪的威胁下,升高了一些,往西飞,有一架沿着城墙忽高忽低地飞,表现得像远道回来寻找老窝的麻燕。
城墙上架着高射机枪,这架飞机竟如此胆大,我判断,它一定在寻找汉奸的信号。
信号一定在城墙附近。
当时我爬在一根电线杆上,能看到城墙内一片屋顶和屋顶间的路,警报一响人们都躲起来了,地上没有一个人影,远处有一个黑色人影在一片房顶上跑,这个人是汉奸吗?我滑下了电线杆,向那片房屋跑,跑到一个拐弯处,我竟与那个黑影碰了个满怀,那个黑影从墙上跳下来,刚好落到我面前。
这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穿着一身宽松的黑色便衣,腰间扎着一条灰色麻布腰带,看那虎虎生风的劲儿像是练武术的。
黑衣少年说,“你也是捉汉奸的吧?我看见汉奸了,是一个拿着红伞的女人,她想用红伞给日机发信号。”
“红伞?”
我急忙问,“人呢?”
黑衣少年指着向西的路,“往那边跑了,我们分开追,我沿这条路,你沿那条路,追!”
黑衣少年没等我同意就跑了。
事情太突然了,我来不及思考,听从黑衣少年的指挥,向南跑。
对东羊市这一带复杂的巷道,我熟悉得跟手掌纹一样,我知道,黑衣少年跑的那条路到西羊三巷北口向南折,一直折到顺城路,这期间没有岔路口。
只要我向南跑到城墙下,沿顺城路向西跑至东羊三巷南口折向西,那么,我们两人会从南北两头把那个汉奸堵在西羊三巷里。
看来这个黑衣少年也一样非常熟悉这一带错综交叉的小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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