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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是因为不同意作者低劣庸俗的解决办法而主张用更高明、更有深刻意义的办法代替，那也引不出应该在理论上反对“大团圆”
的结论，因为它反对的只是特殊的解决方式，而不是所有的解决方式；如果认为解决不能“当场”
，只能诉诸“事后”
，让读者或观众自己去思索，那就只是一个艺术处理、艺术效果的问题，而不是能否提出解决办法使悲剧有一个“大团圆”
结尾的问题了。
这些问题鲁迅大概没有仔细思索，因而他在肯定问题可以解决的前提下来一般地反对“大团圆”
结局，在逻辑上就说不过去。
也许是觉得“可以解决论”
说得太绝对，鲁迅在后来写的《〈绛洞花主〉小引》一文中[66]，又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说法。
他在鄙薄了“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等等关于《红楼梦》的看法之后，认为将《红楼梦》看成“社会家庭问题剧”
，也只是“无所不可”
的一种说法，而不是“理应如此”
的定论。
这意味着，他不认为通过家庭社会改良或革命就一定能解决《红楼梦》提出的问题。
他看到的是：
在我的眼下的宝玉，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证成多所爱者，当大苦恼，因为世上，不幸人多。
惟憎人者，幸灾乐祸，于一生中，得小欢喜，少有挂碍。
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与宝玉之终于出家，同一小器。
但在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大约也只能如此；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
这段话指涉的具体内容可以在《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中找到。
在那段文字里，鲁迅就注意到了贾宝玉“爱博而心劳，而忧患亦日甚矣”
，后来又“屡与‘无常’睹面”
这些现象。
《〈绛洞花主〉小引》所说，不过是鲁迅从中悟出的道理。
他在具有“博爱”
情怀的贾宝玉亲见“许多死亡”
这一事实中悟出的道理是：“多所爱者”
也就是以爱心对待人类的人必然遭受“大苦恼”
，承担大痛苦，“因为世上，不幸人多”
。
只有“憎人”
者也就是以恨心或冷漠之心对待人类的人才能对人类的不幸、痛苦“幸灾乐祸”
，“得小喜欢，少有桂碍”
。
但是，“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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