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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看起来是人无可奈何、无法逃避、具有负面意义的事情，但吊诡的是，人只有享受自由的权利，才能在充分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能力，焕发生命力量，展示生命价值，显现存在意义，为自己的生存发展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创造最大的可能。
因而，主张一切价值均以人为中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人人都是平等的，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任何人都不应当被当作另一个人获得幸福的工具，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让每个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和自负其责地去选择他的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并付诸行动，是哲学的人学的基本观点。
而为了在社会上实现平等、自由，建立以尊重他人自由权利为基础的“交往理性”
，建设民主制度，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让各种意见共存互动，形成良性循环的社会机制，才能使“专制与独裁”
永远从地球上消逝，将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第三，由上可知，尽管肯定既有生存发展意志又没有达到目的的绝对可靠能力的人遭受命运打击是悲剧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但人并没有承担被剥夺自由权利所引起的悲剧的义务。
又如本书开头所述，正视人类在世生存的处境，本应使人坚持本真的生存方式，并承担按本真方式生存可能发生的悲剧。
但是，在部分人利用人类可能产生的幻想使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的行为合法化了之后，由此引出的种种悲剧却不是人应该承担的。
责任必须追究。
剥夺者的责任应该追究，应该揭发他们是如何利用人的幻想制造种种妄念建立专制统治的，也应该指出他们在剥夺他人自由权利的过程中如何在坑蒙拐骗中走向自身异化的可鄙、可悲、可怜，被剥夺者也应该反省：我的幻想、我对剥夺者制造的妄念的迷信是不是使剥夺者得逞的原因？从社会政治层面和历史文化层面反思“文革”
悲剧就是这种追究的自发表现。
然而，追究责任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祸害，正如要达到防止“文革”
悲剧重演的目的并不能仅仅依靠审判“四人帮”
和批判生成法西斯主义的传统文化来完成。
值得重视的是，应该使越来越多的人从悲剧性事件中体悟出人类的悲剧性，对人的异化深恶痛绝，自觉地形成平等、自由、博爱意识，生成确立“交往理性”
、建设民主制度的内在欲求并使它对象化为可摸可触的现实。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人为悲剧卷土重来。
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人类悲剧性引出的只能也应该承担的悲剧并不因此消失，人与自然、现实与理想、服从传统习惯与高扬生命力之间的矛盾甚至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人仍然只能在人生旅途上悲壮行进。
这意味着，人类不可能拥有“完美圆满”
的生存方式，而只能拥有最不差的生存方式。
最不差的生存方式不承诺悲剧、痛苦、不幸的消失，而只追求一种自己不迷失自己、属人的可能的生活。
除此之外，人还能奢望什么呢？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关于悲剧问题的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离我们愈来愈远，但他们史无前例地把悲剧作为一个问题来思考的勇气和幸运却值得人们永远怀念，他们在思考过程中经历的艰难曲折也值得人们尊重，甚至一些幼稚的呼喊、简单化的思维也显得可亲可爱，因为这同样表明他们敢于正视现实，不愿意再过非人的生活。
同时，改革开放又为人们在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来思考悲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抓住这个用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机遇更加深入地思考悲剧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果能如此，并能引起普遍共鸣、共识、响应，20世纪初提出的“新民”
、重铸“新国魂”
的口号就不再是空中之音，我们民族也将以崭新姿态立于新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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