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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类在承受共同苦难这一基础上，将基督教神话转化为一种体验和直观，虽然在逻辑上不无可以指责之处（如人既然具有推己及人的能力，为什么不在受“个物化原理”
支配时将所获苦乐推己及人，一定要到超越时空形式和“个物化原理”
反观自身本体是意志时才运用推己及人能力得出“意志同一”
结论等），但不失为一种涤除了同情心上附着的神秘主义和利己主义杂质的尝试。
而不同的同情心理论将导致不同的对待他人的态度和方式，也将导致不同的对待悲剧的态度。
因而，谈论悲剧观念时涉及了同情心而又不对同情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是一个遗憾。
第三点意见的第一句话语意含混。
它究竟是说世上每个个体都“无时无地没有极悲极惨的伤心境地”
，还是说全体人类中“无时无地”
不发生一些“极悲极惨”
的事件？不明确。
依照第一种理解，则生命就是悲剧；依照第二种理解，则悲剧只是人类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体无时无地不处在悲剧之中。
这就会导致不同的悲剧理论，在悲剧可否避免的问题上发生分歧。
下文是对西方悲剧史的简介，点出了“命运悲剧”
和“社会悲剧”
两种不同类型的悲剧，而将“性格悲剧”
纳入“社会悲剧”
之中。
在胡适看来，社会悲剧是可以通过社会改良来减轻或避免的，命运悲剧是否可以侥幸避免，他没有说。
如果不可，则第一句话应作上述第一种理解；如果可以，则应该作第二种理解（如果社会悲剧尚未消除的话），甚至可以得出“人生可能无悲剧”
的结论（如果社会悲剧消除了，命运悲剧又侥幸避免了）。
很显然，胡适对这些问题都没有进行深入分析。
他对悲剧问题研究的深度显然不及王国维。
带着这种比较肤浅和含混的悲剧观念，胡适也批评了中国人的“团圆的迷信”
：
中国人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种“团圆的迷信”
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
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
，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
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人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
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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