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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的筵席、交通运输和住宿等费用，据说超过100万美元。
福特后来请他的私人画家欧文·培根为爱迪生纪念筵席画了一幅画。
它有7英尺高、17英尺宽，有226位可辨认的宾客肖像，花了好几年才完成。
福特常常不经意地走过来，对画作提出一些修改建议。
“把那个女人拿掉，”
一天，他指着福特公司一位官员的妻子说道，“福特太太不喜欢她。”
每当他带个客人来观看培根正在画的作品，他总是指着画作中他妻子的脸蛋说：“在画中整个人群里最漂亮的女人。”
培根开始作画时，许多获得福特赏识的公司主管人员在画作尚未完成之前就失宠了。
他将他们从画布中拿掉，让新宠取而代之。
公司最伟大的一个决定是由福特太太做出的。
它发生于1941年的罢工期间。
当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正在为争取组织公司的雇员权利而斗争时，罢工发生了。
直到那时候，亨利从未曾组织过一个工会。
他的鲁奇河大工厂的4号门，因成为联合汽车工会流血斗争的舞台而闻名。
然而最后他被迫在工厂里举行一次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选举，而他的工人投票赞成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主张。
福特的老生产主任查尔斯·索伦森，在他的回忆录《我和福特40载》中回忆说，那次选举之后亨利来到索伦森的办公室，说他永远也不会跟产业工会联合会订协议。
“把工厂关了，”
他说，“假如工会愿意就让它接管好啦。”
第二天早晨，索伦森打开收音机，得知福特不仅屈服于产业工会联合会，准许他们拥有限期加入工会的商店，而且还对他们没有提出来的给予额外的让步，使劳资领导人大吃一惊：增加工资和工会会费扣款系统。
靠这个系统，公司从工人的工资中扣去工会费和税额，然后将钱交给工会。
几星期后，福特告诉索伦森他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
“福特太太说那将会引起骚乱和流血，而对此她已经看够了。”
福特说道，“现在我肯定她是对的。”
福特家庭的故事里一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比亨利更敏锐、更具深刻内涵的是他的儿子埃德塞尔。
一个英俊、文静、对美好事物具有鉴赏力的人，埃德塞尔与兴旺的20世纪20年代的底特律格格不入。
正是为了他，亨利于1913年开始建造这座刻板的、有点阴暗的石灰石房子费尔莱恩。
它建在毗邻福特和克拉拉最初结婚生活过的那块地，面积达1369英亩。
这座豪宅设有在底特律见过的第一个间接照明的弹子房、一个3万美元的风琴、一个保龄球球场和一个室内游泳池。
埃德塞尔21岁生日时，亨利给他100万美元金币。
福特公司的主管人员说，26岁被他父亲任命为公司总裁的埃德塞尔超前于他的时代30年，不仅关于汽车的式样和发动机的设计的思想超前，而且在劳资关系的理论和大企业的职责方面也超前。
尽管埃德塞尔不曾上过大学——亨利不赞成高等教育——但他比大多数艺术老师更了解切利尼[72]和雷诺阿[73]。
显然，像埃德塞尔这样一个儿子，永远也不能让亨利这样的父亲理解，必然会产生冲突的。
埃德塞尔和亨利之间的分歧在2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
这时，公司里除了亨利，每个人都明白Ｔ型汽车不再广受欢迎了。
亨利设计它，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道路崎岖不平，强调坚固耐用和经济实惠，而不是舒适和外观。
如今有平坦的公路，没有坑坑洼洼，一般司机都愿意多花几个钱，购买更豪华些的汽车。
歌舞剧喜剧演员表演的福特笑话开始击中要害。
（“一辆福特汽车就像一个浴盆，有用，但你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坐在里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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