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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谓汉学家不能贯通亦非。
凡汉学家训诂名物度数礼制，何一不从贯通中得来？汉学家非不能为贯通的工夫，只不能言学术思想耳。
亦正以经学与诸子不同，只可为古代之史料，而不得为哲学的史料也。
故清儒虽以治经余力，旁及诸子，而筚路蓝缕，所得已觳。
至于最近学者，转治西人哲学，反以证说古籍，而子学遂大白。
最先为余杭章炳麟，以佛理及西说阐发诸子，于墨、庄、荀、韩诸家皆有创见。
章炳麟《蓟汉微言》末节《自述治学变迁之迹》云：“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
虽尝博观诸子，亦随顺旧义。
遭世衰弱，不忘经国。
独于荀卿、韩非所说，谓不可易。
继阅《佛藏》，涉猎《华严》《法华》《涅槃》诸经，义解渐深。
囚系上海，专修慈氏、世亲之书。
此一术也，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从入之途，与平生朴学相似，易于契机。
既出狱，东走日本，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因从印度学士咨问吠檀多哲学，多在常闻之外。
却后为诸生说《庄子》，遂有所得。
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
次及荀卿、墨翟，莫不抽其微言。
癸甲之际，尼于龙泉，始玩《易》象，重籀《论语》。
又以《庄》证孔，而耳顺、四绝之指，居然可明。
顷来重绎《庄》书，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从顺。
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言谈者，亦有文理密察，实事求是者。
及夫主静居敬，皆足澄心，欲当为理，宜于宰世。
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
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和以天倪，则妄自破而纷亦解。
所谓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岂专为圆滑无所裁量者乎？自揣生平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
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
梁氏《清代学术概论》谓：“其所称述，殆非溢美。”
今按：章氏《国故论衡》下卷皆论诸子，而《原名》《明见》诸篇，尤精辟有创见。
《检论》卷二、卷三、卷四各篇，备论古今学术，皆有系统。
《蓟汉微言》上卷以唯识学《易》《论语》《孟》《庄》，亦多深思。
惟论史重种族之见，论经则专主古文而深斥今文，持论时涉偏激，是其所短。
要其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尔。
绩溪胡适，
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云：“距今四年前（民国七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刊布出来，算是第一部新的哲学史。
胡氏用他实验哲学的眼光，来叙述批评秦以前的哲学家，最注重的是各家辨证法。
这正是从前读先秦哲学书者所最不注意的。
而且他那全卷有系统的叙述，也是从前所没有的。”
今按：胡氏《哲学史大纲》，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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