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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子就这样没有抵抗地被拖走了。
拖了三十英尺之后，它的头掉了下来，但黑猩猩仍然继续拖拽，直到把它拽进了树木下方的草丛里。
其他黑猩猩围在头颅周围，低头恐惧地盯着豹子看。
头颅上根本没有血迹。
它看起来好像还活着一样，用大睁的、一眨不眨的眼睛瞅着它们。
一只黑猩猩凶猛地号叫着，举起一根大树杈，狠狠地打在这只罪犯的头上。
它的同伙也加入了攻击。
时间一分钟接一分钟地过去，它们一直抽打着豹子的头颅，尖叫着，怒吼着，不断把它们的愤怒发泄在它头上，甚至直到它的眼睛已经掉下来，接缝处已经被撕开也没有停歇，这时地上除了一堆填料散落在那里之外，已经什么也不剩了。
在20世纪30年代，荷兰鹿特丹市有一名十几岁的少年阿德里安·科特朗茨经常会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前往莱克凯尔克郊区的自然公园。
他会在那里花上数个小时，观察并拍摄那里的一群鸬鹚—一种长得略像鹈鹕的鸟类。
他看它们筑巢，潜入水中捉鱼，尤其喜欢观察雏鸟在第一次飞行时笨拙地拍打翅膀的样子，或者通过寻找水上的物体（木头、稻草、线绳、纸张）学习如何捕猎食物。
鸟类观察非常适合他喜欢独处的脾气，因为当他在动物周围时，他感到心平气和。
相反，人却常常令他生气。
高中毕业后，科特朗茨去乌得勒支大学学习心理学和地质学，但他继续观察鸟类。
1939年春季，他回到那片栖息地，在那里建了一个十二米高的塔，他可以不被发觉地坐在靠近鸟类的地方，距离近到他能够听到鸟类**时雌鸟轻柔的叫声。
科特朗茨一个人在塔上度过了五个月。
他在那里吃、睡，日志上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鸬鹚的活动。
还安排人通过一根缆绳把食物送上来。
科特朗茨对鸟类观察的热情，以及他注意细节的敏锐的双眼，引起了尼古拉斯·廷伯根的注意，廷伯根是一位颇具魅力的荷兰生物学家、鸟类学者，也是动物行为学的先驱。
动物行为学是一门对动物行为模式进行科学研究的学科。
两个人建立起了通信联系，廷伯根试图将这位情绪化但却极为聪明的年轻人拉到他身边的学生和同事中间。
一开始，科特朗茨回应了廷伯根的提议。
他拜访了廷伯根几次，但是很快，他喜欢独处的个性占了上风。
他觉得廷伯根的研究团队关系太亲密了，抱怨那里像是足球俱乐部一样。
他也讨厌听从这位年长者的领导。
那时，科特朗茨已经决定把动物行为学当成自己的职业了，只是他决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渐渐恶化，事实上，两人的关系变成了严酷的竞争—一种个性上的冲突。
时至今日，这仍是荷兰科学家圈子里的传奇。
科特朗茨和廷伯根争论所有的事，从最小的事（研究海鸥更好还是研究鸬鹚更好）到深刻的问题（人类心理学和动物行为学研究之间适当的交叉程度）。
说实话，大多数的芥蒂都源自科特朗茨的行为，因为他在报刊上对廷伯根发表刻薄的评论，似乎是有意挑战这位资深科学家的权威，廷伯根以日益无视这名年轻傲慢的研究者作为回应。
1941年，这种对抗达到了顶点，廷伯根和他的一名研究生杰勒德·巴伦茨宣布他们发现了动物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组织原则。
他们主张，动物的本能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由很多的低级本能组成的基础，支持着少数高级本能。
当科特朗茨读到这个，他满心愤怒。
那是他的理论！
或者至少他是这样坚称的。
他们的结论其实是基于一项针对掘土蜂的研究得出的，并不是科特朗茨研究的鸟类。
但是他坚称他在几年前已经得出了类似的发现，还质问为什么廷伯根和巴伦茨没有感谢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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