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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在不知情的实验对象上使用LSD，以为中央情报局提供关于LSD应用的真实心理学数据—诸如该药能否被用作吐真剂，或者洗脑工具—同时也给了中央情报局一个机会，磨炼他们在性要挟方面的技巧。
美国纳税人的税金发挥作用了！
就像我们对亨勒和哈贝尔的研究很感兴趣一样，我们也十分好奇，随着实验对象的意识被卷入眩晕的旋涡，堕入致幻剂造成的精神错乱中，中央情报局的研究者们到底看到和听到了什么。
但是这些细节仍属国家机密。
该行动在1963年被终止，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此行动的存在才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被公开披露。
所有相关文件都受到了严格审查。
没人知道那些不知情的参与者后来怎样了，或者他们可能承受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情人、朋友、奴隶
当然，中央情报局从事的就是监视的行当，他们在午夜顶点行动中的行为虽然并未因此得到容忍，但是也不是完全出人意料。
然而同样的借口，并不适用于社会工作者玛莎·斯泰因。
1968年，斯泰因考虑到应召女郎和男性顾客的行为缺乏科学信息，于是就此主题开展了一项为期四年的研究。
六十四名纽约市的应召女郎参与了合作，因为她们觉得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研究者尊敬她们，认为她们的工作很重要而感到高兴。
斯泰因也开始暗中监视起妓女和男性顾客互动的全过程。
在多数情况下，应召女郎已经在住处安装了单向透视镜和窥视孔—要么是为有窥视癖好的顾客准备的，要么是用来让别人观看正在“受训的女孩”
的。
这时候斯泰因的工作就很容易做了。
但是在其他情况下，斯泰因必须躲在衣橱里，偷偷从门缝里向外窥视正在发生什么。
应召女郎则通过确保顾客背朝着她来协助此项工作。
与亨勒和哈贝尔以及中央情报局研究者不同的是，斯泰因并不羞于直率地公开披露她观察到的每一个细节。
得益于她仔细的研究，我们了解到在她观察的一千二百三十名男性中，4%有易装癖，11%要求三人**，17%想要在**过程中被绑起来，30%喜欢刺激肛门，36%法式亲吻了应召女郎，几乎所有人都要求**。
她的出版商，希望这样的坦率可以转化为出色的销售业绩，在诸如《华盛顿邮报》《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等报纸上对她的书—《情人、朋友、奴隶：男性的九种性类型》—大加宣传。
承诺读者可以通过“透视镜观看超过一千二百名男人身处**易中的场景”
。
当然，在书中斯泰因也完全兑现了这一点。
其实，在科学研究中使用隐蔽式观察的简短历史，还不至于把我们吓得妄想症发作，经常要检查床下和衣橱里面。
可以肯定，大多数心理学家，不会经常性地监视他们的邻居。
然而，如果你来到不熟悉的环境，比如酒店或者宿舍，迅速查看一下四周，避免古怪研究者的骚扰可能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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