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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权变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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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世界,条条道路通罗马,当一条路走不通时,就必须进行多种尝试,灵活求变,寻找其他出路,这样方可成功。
李鸿章一生做人做事始终坚持灵活权变之策,他积极进行创新求变寻找出路,为人处世有屈有伸,有进有退,这使得他在各种场合都能保护自己,在明争暗斗中避开险象,坐稳了自己的位置。
为自己申辩要巧妙
淮军在苏南用兵,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连续攻克了苏州、常州等名城,可以说是势如破竹,这甚至大大出乎了曾国藩的预料,他在给友人的信里说:“当初让少荃率淮军一旅之师,赴海滨一隅之地,只是想让他保护上海的饷源不受侵犯,没想到只过了一年,就能有这样的功绩,真是‘本非始愿之所及,亦愧谋略之不如’。”
淮军能够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迅速跟上了同时代的步伐,实现了军事装备的近代化。
淮军初建时,一切全都仿照湘军的营制,但是到了上海后,“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
。
李鸿章和淮军将领通过观摩和讨论,认为必须成建制地编组洋枪小队,再加上开花炮队,只有这样才能在实战中发挥最大的威力。
于是李鸿章立刻请大哥李瀚章从广东派人到香港购买洋枪,在各营编组洋枪小队。
首先编组的是韩正国的亲兵营和程学启的开字营,然后是刘铭传的铭字营和郭松林的松字营。
要将江苏厘捐收支情况“造册报部核销”
,这是李鸿章当上封疆大吏以来,第一次遭人弹劾,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危机,他为此而“怆惘”
不已。
岁收4000万两之数,固然有点夸大其词,但当时苏南长江三角洲一带,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李鸿章增设厘卡,原本是为了战争需要,但他也确实在其中大大地捞了一票。
而且,由于他独占了这一块最丰厚的饷源之地,加上军事上进展顺手,志得意满之余,很容易遭到同僚的嫉忌。
随着苏南战事的结束,再要让这一地区承受过重的捐税负担,显然与常理不合,所以在初期能和李鸿章以及湘、淮军保持合作关系的江苏士绅,这时也明显与其有了利益上的冲突,殷兆镛和王宪成就是他们中的代表。
而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看到李鸿章的淮军异军突起如此之速,自然也要搬出一贯运用的操纵驾驭之术,加以警戒,就像当年压制曾国藩一样。
曾国藩在得知此事以后,也有点担心,他写信规劝李鸿章:“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激撞,仍有寻隙报复之虑。
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总宜处处留有余地,以延无穷之佑。”
也就是劝他大事较真,小事装糊涂。
但李鸿章毕竟不是曾国藩,他的反应十分迅速而又强烈。
上面叫他撤查属吏,他的第一步却是为部下安慰打气,并且自己承担责任。
他写信给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说:“殷兆镛的奏折,捏造名目,实在可恶。
厘卡设置之密,东南各省都是相同的,他完全是少见多怪。
即使有责任也怪不到地方官的头上,大家尽可放心,出什么事我一个人兜着,与各位无关。”
因为刘郇膏一向以“青天”
自称,很怕担上横征暴敛的名声,所以李鸿章首先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接着,他又写信给负责总办厘金事务的陈庆长,表示自己要抗争到底:“自殷兆镛奏稿发钞;知者成为不平,不知者籍以哧制,而吴人因此造谣抗闹。
鄙人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兵,即办一日厘捐。
与其病农,不如病商,况非真病也,如有离任督剿,必请责成后来者为办厘捐,否则必另拨有之饷,否则撤军弃军可也。”
他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直接上奏为自己申辩,同时对殷、王的奏折进行反驳,他说:“臣忝任疆吏,以军需为急,不能要结绅士,致遭物议;又自恨不能宁儒生愚拙之分,谬附战功。
叨窃太过,盈满致灾。
惟既带兵不得不先筹饷,既筹饷不得不任怨:殷兆镛致以恃功峻民相讯,又以岁收四千万耸听,示免意存倾陷。”
接着他对殷、王奏折里所开列的罪名一一加以驳斥,指出厘卡的实际间距是50—70厘,捐率是按上海的旧定章,每千文收钱三四十文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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