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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其初不得不雇用洋匠指授，所望内地员匠，学其器而精通其意，久之自能运用，转相传习，乃为经久之道。”
又说：在华匠中，“如有技艺与洋人等者，即给以洋人工食，再能精通，则拔为匠目，以示鼓励。”
二是注意“权由我操”
，“雇用洋匠，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
。
譬如，1870年李鸿章接办天津机器局时，即在该局“精练华工，酌裁洋匠”
，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辞退。
不久，又将金陵机器局主持局务的洋员马格里辞退，用较为内行的中国人龚仰遽指挥调度。
李鸿章的上述做法，表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做事要敢想敢做！
优柔寡断的人总是权衡利弊得失、思考前因后果；而那些果敢行动的人一旦得出确定结论之后，就立即付诸实施，雷厉风行。
李鸿章抛开陈旧思维，放开眼界，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近代人才的选拔开创了一个好的开端。
网罗人才要“不择手段 ”
不论在什么时候，人才的重要性都胜过一切。
有了这个人才库，才能形成思想的集合，合力打天下。
曾国藩重幕府、重人才，李鸿章亦然，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一种心智的体现。
没有人才，就无法形成强大的集团实力。
对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尤应惜之，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
李鸿章如同曾国藩一样，为了自己的目标，决心整饬吏治，多方延揽人才；在看准人才之后，就对其委以重任。
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做事方法。
李鸿章认为，江苏和各省一样，官场腐败到了极点，而上海在这一点上更为突出。
其特点是官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为了贪财捞钱，他们不惜媚外卖权，从中以饱私囊；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他们相互勾结，巧取豪夺，置国法于不顾。
通过全面了解，李鸿章在1862年致曾国藩的书信中指出：“上海十年来大发公家财者，要数吴、杨、俞三人最为突出，其丑恶名声已远近皆知。”
吴指的是吴煦，字晓帆，浙江钱塘（今杭州）人。
初以捐纳历任江苏嘉定等县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曾勾结反动官绅与英、法、美等侵略军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
1858年冬，吴煦升任苏松太道，后升署江苏布政使，兼管上海海关事务。
此人一向媚外，多次勾结外国侵略军入上海设防，以阻击太平军；为人狡诈，爱财如命，贪心特重，名声极坏。
杨指的是杨坊，字启堂，浙江鄞县人。
初在上海以贩卖鸦片致富，因勾结洋人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而升任苏淞粮储道，综理“夷务”
。
1860年太平军进攻上海时，他勾结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与太平天国为敌，并以其女嫁华尔为妻。
此人与吴煦沆瀣一气，“挟夷自重”
，控制了上海的人事、财政和外交大权。
俞指的是吴煦、杨坊的心腹俞斌。
他与金鸿保、闵钊一起，充当吴杨二人搜括民财的得力干将，上海人民对其恨之入骨。
李鸿章虽然对这种情况作了调查了解，主观上很想把江苏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场腐败风气扭转过来，但在客观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为他初到上海，有“强龙难压地头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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