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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用人选人，放眼五湖四海，声明“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
。
故他最重要的八十九位幕僚中，就籍贯言，湖南籍二十一人，占最多；江苏籍十七人，占第二位；安徽籍十六人，占第三位；浙江籍十人，占第四位；其余四川、贵州、广东、湖北、江西诸省无不有人入幕。
其人员分布，共达九省。
就出身言，上至进士、举人，下至诸生、布衣，等级不一，均为其座上之客。
就来源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
。
就特长或职业而言，突破了古代幕府中的幕僚多为办理文书、刑名、钱粮人员的“实务性”
框架，更多出谋划策、从容讽议、招勇领军、指点州牧的政务性人员。
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
。
而且，“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
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某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
“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
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
由于曾国藩首倡洋务，一批洋务派官吏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
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幕府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学技术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被延入曾氏幕府。
这些都鲜明地体现着曾国藩对幕府制度因时变革的时代意识。
曾氏幕府由于人数众多，范围广泛，加上曾国藩本人知人善任，故“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
它被誉为清中叶后人才的渊薮，殆不为过。
曾氏选才标准
曾国藩深知人性的优点与弱点，也深知清政府腐败的原因，因此他在选用人才方面，自有一套标准。
这些标准或许大悖于一般所谓“唯才是举”
的说法，不过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很有益处的。
曾国藩的用人标准除廉明、智略、才识之类标准之外，一是选用忠义血性之人。
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计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
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
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冲锋陷阵，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
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匮乏，久用则散，故又次之。
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
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功用，同时还具有了“转移世风”
的政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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