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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味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
“乌台诗案”
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仅政治上失去了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而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
,“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
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
。
同时,由于经济上十分窘迫,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
。
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若,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中的美。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加艰难。
在岭南,由于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使”
,连他最宠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
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的生活。
海南,在当时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能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希望。
即便在如此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仍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
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快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助其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厄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
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险阻,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对韩愈、苏轼的诗词十分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经常吟诵。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
要有健康的身体,对于养生之道,就不可以不留意。
曾国藩论及养生之道认为:“养生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
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君逸’。
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生的方法,不但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增进身体的健康,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
对于养生之道,曾国藩主张身心交养。
他在给李希庵的信中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
这是曾国藩恪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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