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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茶棚、剃头、点头、妓女等荒唐名目，都是殷兆镛等人听信传言捏造出来的“造谣诬蔑”
之词。
他愤愤地指出：“殷兆镛以苏属巨绅，为贵近之臣，不以国家大局为念，乃倡为浮议，肆口诋诬，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远近传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无所措手。”
他还把自己所受的委屈，遍告师友同僚，以获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当然，曾国藩在读了他的这份抗辩奏折以后，感到“殊为痛快”
，当即表示支持，但同时也为李鸿章如此大胆捏了一把汗。
其实，李鸿章心里是很有数的，虽然他个人的进退和淮军能否生存壮大的最终决定权，是操在清廷最高统治者的手里，但今非昔比，裁湘留淮以后，环顾海内，已经没有和淮军相匹敌的力量。
他上奏前不久，僧格林沁已经在山东曹州败亡。
淮军既然已经受命北上，所需军饷仍然要靠江苏后方源源接济，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把厘金裁撤了呢？加上江苏绅士中像冯桂芬等一些有眼光的人物，也是理解和支持李鸿章提出的“与其病农，不如病商”
，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的。
奏折呈上之后，清廷很快便降旨斥责殷兆镛等“假公济私，要结乡党”
，本拟从严治罪，但因为考虑到战事平定后广开言路的需要，免予追究，裁厘之说，“着毋庸议”
。
就这样，李鸿章以敢于抗争为“剿捻”
时期及以后淮军的发展，保证了一块可靠的饷源，同时也使自己顺利地渡过了第一次政治危机。
李鸿章在上海站稳脚跟后，很快于第二年（1863年）春天率领淮军出征，目标是太平天国苏福省的省会苏州。
随行的有英国军官戈登统带的“常胜军”
，它的前身就是华尔洋枪队。
虽然李鸿章亲自押阵，但前敌主将是他最信任的程学启。
因为在保卫上海的三场战斗中，程学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淮军初期的编练和整顿中，他的“开”
字宫老兵，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表率。
郭嵩焘是从湘系出来的，他对湘军的军纪败坏一向十分痛恨，到上海后，由于亲眼看到程学启治军严明，部队军容整齐，于是对他大为赞赏，夸他“刚厉有威严，淡于嗜欲，行军整肃，有古名将风，足为湘淮诸军之冠”
。
李鸿章自己在北新泾之战获胜后，也很得意地给曾国藩写信说：“程将勇略皆优，战守可靠……其才实可统四五千人。”
并表示非常感谢老师和曾国荃的“厚赐”
。
这样一来，弄得曾氏兄弟十分后悔，一再向李鸿章催讨，并不惜把张树声和吴长庆回乡招募的九营淮军扣在安徽，充当“人质”
。
龙蛇屈伸之道
李鸿章明白曾国藩的“龙蛇屈伸之道”
，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
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
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以致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绝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李鸿章署理江督时，虽然励精图治，但因为地位不稳，时间较短，成效甚微。
他受命刚满五个月，就突然奉命赴河洛防剿，兼顾山陕门户，清廷以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李宗羲、丁日昌递署漕督、苏抚。
清廷此举，用心险恶。
从军事上说，时值捻军主力从安徽转进河南，向西运动，而曾国藩侧重东路，无力西顾，清廷拟调李鸿章督带号称洋枪精整为淮军之冠的杨鼎勋等部驰往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边境，“备回剿捻”
，以防止捻军和西北回民义军联合抗清。
从政治上说，“江督天下大缺，枢廷部臣衣食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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