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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他又在其他书信中具体安排曾国荃如何打发时光的计划。
一是修身养性，不要干预湖南地方事务，“弟弟平素的性情就是好打抱不平、发泄公愤，同时又对朋友情谊深厚，非常仗义，这个时候告病在家，千万不要对地方公事干预丝毫”
。
二是趁休闲之际补攻讲求诗文奏议之学，“弟弟以不善作文章而为深深的耻辱……眼下用力于奏议文章的学习，也应当稍稍具备当年发扬拼命的那种精神”
。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嘱咐曾国荃趁空闲时间，读些有关文史方面的好书，以加强自身的学识素养。
同时，又寄去历年所写日记，希望曾国荃能明白他在外受苦，即所谓“近来衰惫之状”
，以使他更加安心在家教育子侄辈读书做人。
在曾国藩的耐心开导之下，曾国荃耐着性子终于在湖南老家待了一年多时间，清政府曾诏谕他出任山西巡抚，他硬是坚辞不受。
于1866年2月下旬，清政府又颁诏命曾国荃改任湖北巡抚，并帮办“剿捻”
军务。
此时，曾国藩认为时机已成熟，力促曾国荃出而任事：“惟决计出山，则不可再请续假，恐人讥为自装身份太重。
余此信已为定论，下次不再商矣”
；“君恩过厚，无令外人疑为装腔作势也。”
于是，曾国荃决定再度出山。
日新又新，百倍其功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
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人生中的每个时期都有体现。
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他不断调适自己，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
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
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
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
功夫，最终达到了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
之道，主张经世致用。
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的一生。
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
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
他提出要“纯用重典”
，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
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
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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