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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吃不惯洋饭，白天我们到处作画，吃饭的时间和地点不定，碰机会随便吃，晚上我便陪她找中国饭店吃大米饭。
数十年来中国饭店确乎大大发展了，数量倍增，生意兴隆。
不只巴黎，在旧金山、纽约、横滨……熙熙攘攘的唐人街上主要是饭店。
真正正在大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看来首先是烹饪。
烹饪也是艺术吧，而我们的绘画艺术还远远未被大众理解、发现。
专门陈列东方艺术的吉美博物馆，其间中国部分主要是古代雕刻、陶瓷及伯希和取去的敦煌文物，西藏作品竟被归入喜马拉雅地区，不属于中国。
将近半个世纪了，中国在吉美博物馆里无丝毫新反映。
塞纽斯基博物馆也专门陈列东方艺术，规模更小，门庭冷清，平时几乎没有观众。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及波士顿博物馆等虽也陈列少量中国画，但均观众寥寥。
中国绘画大都表达作者的生活情趣及人生观，用笔墨在纸或绢上透露内心的思绪，重意境，但多半忽视画的整体形式效果、视觉效果。
纸或绢旧了，变得黄黄的，远看只是一片黄灰灰的图案。
相比之下，西洋油画色彩鲜明，节奏跌宕，易满足人们视觉刺激的要求。
古代中国杰出的艺术家何尝不重视构成，书法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独立的构成天地，当代西方画家哈当（Hartung）和克莱因（Kline）的每幅画也不过是一个字而已，我们难道温故而不知新？
大量的中国中青年画家奔向西方，祝愿他们一帆风顺，打开个人的前途，并为中国的艺术夺取奥运会的金牌。
他们的路显然都十分艰辛，凭写实的功力及东方人的敏感当然也能取得一些成功，然而燃眉之急是谋生，谋生的技艺与艺术创造之间，往往存在着鸿沟。
近代东方画家最早在巴黎扬名的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画家藤田嗣治，他以纤细的线画东方情味，我在学生时代看他的画就很不喜欢，格调不高，这次在巴黎市立现代博物馆又看到他的一幅**，很差劲，我想，生活在日本本土的画家比他强的恐怕很多，艺术家不必都要巴黎颁发证书。
扬名，似乎是艺术家普遍追求的目标，有了名，作品价高，于是引来利。
然而盛名之下多虚士，当代扬名之道更是不择手段，欺世媚俗。
最近翻看自己六七十年代的油画作品，那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中冒着批判风险创造的风景画，凝结着作者真挚的感情，画面均无签名，也不记年月，抚摸这些苦恋之果，欲哭无泪，但突然想到市场上已出现了许多我的假画，一阵恶心。
原估计自己在长期封闭中远远落后了，近几年重新到世界环视一周，更坚信艺术永远只诞生于真诚的心灵，珍珠生在蚌壳中，人参长在山野里，傲骨风姿黄山松，离不开贫瘠苦寒的石头峰。
逝去的时代毕竟已逝去，旧时代的艺术品已成珍贵的文物，今日中国艺术必然要吸取西方营养，走中西结合之路。
闺阁藏娇决无前途，大胆去追求异国之恋，采集西方现代形式语言表达隽永含蓄的东方意境。
西方世界的中国画廊还处于萌芽状态，地位不高，作品质量低，缺新意，但从中国餐馆的发展历程看，事在人为，毋庸气馁，更盼望以官方的力量直接间接扶植民间画廊，创办公私合营的中国文化餐厅。
今年6月，在纽约佳士得的中国画拍卖中，一卷表现蒙古人生活的佚名作以187万美元售出，董其昌的一幅轴画也以一百数十万美元售出，这些信息，显示了高级中华文化餐厅的美好前景。
五、别
匆匆一月，告别巴黎。
少小离家老大回，晚年回到久别的“故乡”
，总有无穷感触。
巴黎不是生养我的故乡，但确是我艺海生涯中学习的故乡。
临别前，我为怀念而悄悄回到母校美术学院，寻找到当年教室楼下的小小院落。
院里有四五个年轻学生在聊天，我打听我那故去的老师，当年威望极高的苏弗尔皮教授，但他们都不很清楚了。
人走茶凉，倒是我这个海外学子总记得他的教诲，尤其他经常提醒：艺术有两路，小路作品娱人，大路作品感人。
也是他劝我应回到中国，去发展自己祖国的传统。
当年告别巴黎不容易，经过了很久的内心斗争，同学间也为去留问题不断讨论、争辩。
秉明著述《关于罗丹》一书中亦记及我们曾争辩了一夜，直至天明他才回去睡觉，入睡后噩梦连连，梦醒已是1983年。
各人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中做出了各自的努力，秉明和德群等留巴黎的老友都做出了可喜的成就，我自己忙白了少年头，也问心无愧。
这回再次告别巴黎，心境是宁静的，没有依恋，更无矛盾，我对秉明说：回去作完这批巴黎风景，大概该写我自己的《红楼梦》了。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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