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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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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起点在何处，道路多曲折，最终，我们都可以得出结论：人格障碍是精神疾病的罪魁祸首。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发现都包括这一论点，所以这个论点也可以说是一次再发现。
任何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受精神障碍之苦的从来都不会是内心平静稳定的个体，而是那些经受着内心冲突的个体。
从现代的理论观点来看，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
因此，我们在理论和治疗方面的努力方向都应当是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
事实上，弗洛伊德伟大的先驱性工作已经关注到了这一概念——虽然他并未对其做出明确的阐述。
其他人继续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成果——尤其是弗朗兹·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廉·赖希，以及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并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更加明确的定义。
但是，对于神经症性格结构的确切本质和动态变化，他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我的出发点与他们的都不同。
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假设和我们关于男子气和女子气的观点引起了我对文化因素的思考。
我意识到，弗洛伊德的某些结论是错误的，因为他没考虑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我对这一课题的兴趣在过去的15年中不断增加，与埃里希·弗洛姆的联系更加深化了我的兴趣。
他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方面渊博的知识使我意识到社会因素除了在女性心理学上的有限应用之外，也会在其他方面产生很重要的影响。
1932年，当我来到美国时，我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我发现，在美国，人们在处事态度和神经症等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不同于我在欧洲观察到的结果，只有社会文化的差异能对此做出解释。
我的结论最终发表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
在这里我的主要论点是：早期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发的，更确切地说，神经症是由人际关系的紊乱和失调引发的。
在我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前的那几年，我按照早期假设的逻辑，追寻另一条研究路线。
它围绕着“神经症的原动力是什么”
这一问题进行。
弗洛伊德第一个指出原动力是强迫性驱力。
他认为这些驱力在本质上是本能的，其目标是获得满足感、去除沮丧感。
这样一来，他便认为它们的存在并不局限于神经症患者，而是存在于所有人身上。
但是，如果说神经症产生自人际关系的紊乱和失调，那么这种说法就不能成立。
简而言之，在这一点上，我关于这些概念的看法如下：强迫性驱力是神经症性的；它们来自孤独感、无助感、恐惧感和敌对感，代表着在这样的感受下个体对外部世界的应对方式；其首要目标不是获得满足感而是获得安全感；其强迫性特点的原因是背后潜在的焦虑感。
其中的两个原动力——对爱和权力的神经症性渴望——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都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和详细的描述。
尽管我认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基本原理，但我对更优化理解的追寻已将我引向了与弗洛伊德学说不同的方向。
如果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些起决定作用的本能因素，实际上是文化因素；如果他所认为的性欲望，实际上只是一种由焦虑感所激发的对爱的神经症性需要，目标是在与他人相处时获得安全感，那么，他的力比多（即性力）理论就站不住脚了。
童年经历固然重要，但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它对人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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