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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神经症看作是围绕基本冲突建立的防御工事，就可以大致把分析治疗工作分成两部分。
其一，仔细探寻某位患者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潜意识努力，以及这对他整个人格结构的影响。
这包括研究他的主导态度、理想化形象、外化作用等，而不考虑它们与背后的基本冲突之间的具体联系。
如果我们认为，在讨论冲突之前无法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尽管它们产生于患者想协调冲突的这一需要，但它们也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意义和影响力。
其二，着手处理冲突本身。
这不仅指让患者意识到自身冲突的大致情况，还包括帮助他详细地了解这些冲突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也就是，他的各种矛盾欲望及因此产生的矛盾态度在具体事例中是怎样相互干扰的。
比如，他的顺从倾向，再加上“倒错的虐待狂”
的强化，使他无法赢得比赛或在竞争性任务中难以有突出的表现，而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使胜利成为不可抗拒的需要。
又比如，由于诸多原因他主张禁欲主义，这却与他对同情、爱与自我放纵的需要相矛盾。
我们必须让他明白，他是怎样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的。
比如，他有时候对自己过分严格，有时候又过分宽松。
又比如，他对自己的要求有时会被外化为对他人的苛刻要求，再加上这种要求有时会被虐待倾向强化，同时他还有另一种需要，那就是想显得自己无所不知，这两者之间便产生了冲突。
结果呢？对于别人的所作所为，他便一会儿谴责，一会儿又原谅，摇摆于两者之间。
又比如，这一秒他还夸夸其谈，说自己享有一切权利，下一秒却又突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不仅如此，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解释患者试图做出的所有不可能实现的融合与妥协，比如，他试图把自私与慷慨、征服与爱情、支配与牺牲结合起来。
还包括帮助患者准确理解他的理想化形象、外化作用等是怎样将他内心的冲突掩盖起来，消解其破坏性力量的。
总而言之，分析性工作就是让患者彻底理解自己的冲突——它们对其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它们如何引起他的种种症状。
总的来说，在分析性工作的上述各部分中，患者都表现出不同类型的阻抗。
当我们在分析他为解决冲突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时，他却一心想捍卫自己的态度和倾向固有的主观价值，因此抗拒任何对其真实本质的窥探。
在分析他的冲突时，他主要关注的是去证明他的冲突其实根本就不是冲突，因而掩盖了这一事实——他身上的某些倾向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至于应该依照什么顺序去处理问题，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永远是最有参考价值的。
他把医学治疗的原则运用到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在处理患者问题的所有方法中，他都强调以下两个因素：我们给出的解释应当对患者有益；不应当给患者带来伤害。
换言之，分析治疗师必须想到两个问题：第一，患者在此时是否能承受得住某种顿悟？第二，我们给出的解释对患者是否有意义，是否能使他进行建设性的思考？我们现在仍然缺乏明确的标准去判断患者能够承受的到底是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有助于促进他的建设性思考。
人格结构的个体差别太大了，因此关于应当在什么时机给出什么解释，我们无法有一个教条式的定论，但是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原则作为指导：只有在患者的态度发生了特定的改变之后，再去处理他的具体问题，才会对其有益，且无过多的风险。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尝试一些常用的方法。
只要患者还在一心追求那些对他而言是救星的幻影，即使让他看到了自己的主要冲突，也没什么用。
他必须首先认识到，这些追求只是徒劳，只会干扰自己的生活。
在分析冲突之前，我们应当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先去分析患者为解决冲突而进行的种种努力。
但我并不是说要刻意避免任何有关冲突的言论。
分析治疗方法的谨慎程度取决于整个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
对于某些患者来说，如果过早指出他们的冲突，会使其陷入惊恐不安的状态。
对于另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则会把它当作耳旁风，不会在心中留下任何印象。
但是从逻辑上讲，只要患者还在坚持他的那些解决办法，并且潜意识地认为自己用这些办法仍然可以“应付下去”
，我们便不能指望他会对自己的冲突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另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是理想化形象。
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不能详述在什么状况下，可以在分析治疗的早期阶段，着手处理这种理想化形象的某些方面。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小心一点，因为理想化形象往往是患者身上唯一能让他感到真实的部分。
不仅如此，理想化形象可能是唯一使患者有点儿自尊，并且防止他陷入自轻自贱状态的因素。
患者必须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实性力量，才能忍受对他理想化形象的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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