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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患者由于冲突而丧失了统一感时，他才可能以这种方式生活。
因此，分隔与隔离只是一种因为不愿看到内心冲突而使自己的人格冲突分裂的结果。
这个过程与理想化形象中的情况并没什么不同：矛盾依然存在，但冲突已然遁去。
很难说是理想化形象导致了分隔与隔离作用，还是分隔与隔离作用导致了理想化形象。
不过，看起来分隔与隔离的生活方式更为根本，可以认为它是理想化形象产生的原因。
想搞清楚这种现象，必须考虑文化性因素。
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人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螺钉，对自我的疏离几乎比比皆是，人的价值本身也一落千丈，并且由于在我们的文明中有着数不清的严重矛盾，道德感的麻木便较为普遍。
道德准则如此令人不屑一顾，以至于当我们看到今日虔诚的教徒或慈爱的父亲在明日却有着江洋大盗的行径时，竟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
我们在周围也找不到什么内心完整、人格统一的人来衬托自己的分裂状态。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并没在意道德价值，因为他把心理学看成一门自然科学，这使得他把分析治疗师变得跟患者一样，都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
分析治疗师认为如果自己有道德价值观或者是表现出了对病人道德价值观的兴趣，是一种非常“不科学的”
行为。
事实上，许多理论构想都承认这种矛盾，但这些理论也不一定只局限在道德的范围内。
合理化作用可以定义为通过推理过程达到自我欺骗的目的。
一般认为，合理化作用主要是为了自我辩护，或者是为了使自己的动机、行为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相一致。
但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暗示了生活于同一文明中的人都按照同一准则进行合理化，但事实上人们合理化的内容因人而异，用到的方法也各不相同。
我们可以把合理化作用看作一种试图创造人为和谐状态的行为。
在围绕基本冲突搭起的脚手架上，每块木板都在进行着合理化作用。
患者的主导态度往往通过推理得以加强——他会减少或改变有可能使自己看到冲突的各种因素，以适应这种态度。
这种自我欺骗的推理过程有助于粉饰人格，这一点在我们对比顺从型与攻击型个体时便显露端倪。
前者把助人的欲望归结为自己的同情感，尽管他有很强的支配欲；如果这种支配欲太过明显，他便会将其合理化为对他人的关心。
而后者在帮助别人时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同情心，只是顺便为之。
理想化形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的行为为其提供支持：患者必须用推理的手段消除真实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异。
通过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手段证明这是由外部环境所造成的，或表明他不能接受的那些自身特征只不过是对他人行为的一种“自然”
反应。
一些患者严格的自我控制倾向非常强烈，以至于我一度把它当作原始的神经症倾向。
它的功能是作为一条堤坝，防范矛盾情感的泛滥。
虽然它在最初常常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行为，但后来便逐渐变得有些自发了。
那些表现出严格自我控制的患者不会允许自己被任何事情左右，无论是热情、性欲、自怜还是愤怒。
在分析治疗过程中，他们很难自由联想；他们不会通过喝酒让自己情绪高涨，倾向于忍受疼痛而不是接受麻醉。
简而言之，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一切自发性行为。
这种特征在那些冲突十分外露的患者身上表现最为明显，这些患者没有采取任何一种有助于掩盖冲突的常见办法。
他既没有给冲突态度中的任何一方以主导地位，也没有充分保持自我孤立来使冲突无法起作用，而是全凭理想化形象保持着人格整合的状态。
显然，如果没有帮助他建立内心统一感的那些主要措施，单单靠理想化形象的凝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当理想化形象本身就包含了很多矛盾因素时，会尤其显得无能为力。
那时，就需要用意志力去控制住那些矛盾性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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