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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德国哲学界不认识叔本华的哲学,不赞同叔本华的哲学,对此,他深恶痛绝。
导致这种情况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叔本华停留在柏林的时候,对哲学的适当范围和方法,早已形成了许多决定。
在叔本华不可动摇的独立认识下,再加上他在理智上的自信,这一切就使得他不可能和教授们接近,而当时叔本华的同学们对费希特一流的教授的权威自是默认的,结果那些同学就说叔本华傲慢和自大。
其实,往往有智慧和自信,有独立思考和辨别是非能力的人,容易被人视为自大和傲慢,叔本华遭受这种误解,不足为奇。
叔本华是一位具有世界心灵的和平主义者,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的爱国主义是不屑一顾的。
人既然应该爱他的国家和民族,为什么不应该爱世界和人类?假若能爱世界和人类,就用不着高喊什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了,因为爱世界和人类,决不会不爱国家和民族。
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战败,普鲁士趁机反对法国,当时的德国普遍洋溢着民族的爱国情绪,叔本华充满与世俗事务隔离的智慧,丝毫不为这种爱国情绪所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叔本华的大学生涯随之结束。
由于天生爱好和平,他厌恶任何形式的国与国之间的敌对,此外,在文化上,他也不认为德国的比法国的深厚,而且当国家剥夺了本人所住地方的独立与自由时,他就没有对国家忠诚的义务了。
为了自由与独立,为了逃脱普鲁士与法国敌对的纷扰,叔本华便隐居到魏玛南部的一个小侯国罗德施塔特。
隐居到罗德施塔特以后,他计划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这本书是在极受康德哲学影响的情况下完成的。
博士论文完成后,他呈给耶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随即自费印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但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
让他引以**的是,歌德读了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而且认为叔本华的观念与歌德自己以前在《论颜色》一文中所提出的观念和其他理论有些相关。
自此以后,叔本华和歌德便成了忘年交,常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
这个时候歌德反对牛顿有关颜色性质的说法,叔本华也充分地和歌德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并为此写了一篇《论视觉与颜色》的小书,于1815年秋天将这本小书的手稿交给歌德。
歌德接受了叔本华有关视觉与颜色的观点,他们彼此的讨论也就扩大到各方面。
但是,讨论的问题越多,叔本华和歌德之间的思想差异也就越大,最终彼此说“再见”
了。
1814年叔本华搬到德累斯顿,一心一意想离开他的母亲约翰娜。
在德累斯顿定居的四年中,叔本华集中精力写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他还在柏林的时候,就想写这本著作。
他在1812年时写道:在我的手上和心中有一件工作,就是使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合而为一,以前人们错误地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分离,使肉体和心灵分裂。
叔本华将自己思想系统的发展比作一个渐渐在母体中成长的胎儿,而每一个新的观念都是从“一个基础”
隐现出来的。
因此,他就用不着去担心自己各种不同的观念最终不能统合在一个系统中,他已经在心中决定了自己哲学系统的主要纲目,而且可以看出他所要研读的书籍,其中包括英国经验哲学家霍布斯的书,18世纪有关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书,如赫威修斯与卡巴尼斯的书,以及有关印度哲学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是《奥义书》。
叔本华在离开魏玛前,从语言学家梅耶那里知道《奥义书》。
叔本华在德累斯顿虽然在准备写他震惊哲学界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生活却是多彩多姿的。
除了经常与大自然接触外,还常常参加音乐会,到戏院欣赏歌剧。
叔本华说人无休闲娱乐,就像试穿衣服没有镜子一样。
他也常去参观艺术馆,特别欣赏拉斐尔的作品《西斯廷圣母》。
叔本华的作品所表现的脱俗和平静的风格,和他自己的气质恰好相反。
叔本华本人在小的时候就有一种极深的不安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对一些小事情也会感到惊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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