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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的另一位独奏是郎朗，而这位年轻小伙子名副其实地“救了场”
。
从我的角度来看，郎朗不是什么新发现。
我一早已经欣赏过他学生时代的演出（在新泽西州最深最暗的角落），是柯蒂斯音乐学院专场。
1999年，他在芝加哥交响乐团拉维尼亚夏季艺术节（Raviival）中临危立命，代替安德烈·瓦兹（As）担任协奏曲独奏。
可是，莫扎特音乐节却是另一回事。
电视监制正在头疼，要用什么办法补加20分钟的曲目，郎朗—他的常演曲目中没有几首莫扎特作品—却提出一个巧妙的对策。
他愿意弹奏李斯特改编自莫扎特歌剧的钢琴幻想曲《唐璜的回忆》（ReminisJuan）。
这部独奏作品的长度，正好是18分30秒。
郎朗在拉维尼亚临时代替瓦兹时，第二天的报纸只刊登了一小则的报道罢了。
而郎朗在林肯中心这一次亮相，却吸引了全国电视观众的眼球。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经常到访过亚洲了。
我首次踏足亚洲，是1998年。
当年，我跟随奥菲斯室内乐团（OrpheusChamberOrchestra）到访越南；他们是首支在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巡演的美国乐团。
那次，我在香港转机。
因为有机会在那里停留几个小时，我坐地铁到中环吃了一顿饭，还购了物，对我而言，那算得上是我第一次到访中国。
可是，我祖籍广东的贤内助（我们俩首次相遇在纽约，是越南之行的两年后）却不以为然。
她在千禧年离开纽约，远赴香港大学任教。
不可否认，林昭亮策划的台北室内音乐节—尽管大部分节目都是协奏曲音乐会—是我第一次身驻亚洲报道东半球的古典音乐动态。
千禧年初期，我经常飞往亚洲各地，在那里提交报道给我的编辑们，然后就赶回家，重拾我在纽约的生活节奏。
过了不久，我发现，无论我身处哪里，我报道的音乐人物都是同一群人。
这些机遇造就了这本《评音论乐》以及已在京师爱乐丛书中出版的《谈音说乐》。
差不多20年来，我为多份刊物撰文，但是不同报纸杂志的读者群与编辑的定位都不一样。
像《乐》（TimeOut）这类综合杂志或者是针对音乐爱好者的英国《留声机》月刊，他们要求预告式的报道，在演出发生之前让读者有所期盼。
自2004年以来，我差不多没有间断地在伦敦《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他们却要求我提供演出的详尽叙述以及仔细分析。
我经常为一份报刊撰写预告式文章，然后在另一份发表评论。
因此，这本书的内容与《谈音说乐》有一些重叠，不仅是人物，也包括演出或录音等项目。
正如我在《谈音说乐》中所提到的，那本书的大前提是报道返回中国或刚离开中国的艺术家的想法与抱负。
在《评音论乐》里，你会看到我对他们的演出与创作的评价。
书中既有冒险精神，也有发现精神—不只是我个人的探索，而是中国整个渐趋活跃的音乐行业的发现。
大约15年前，一个市场推广活动用上了这一口号：“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会—这是纽约爱乐乐团！”
在中国要是套用这个口号，一点都不觉得夸张。
“一场音乐会”
经常包括一部作品的首演、一位艺术家的初试啼声、一座新建音乐厅的首次亮相。
过去的15年，古典音乐在中国是一场疯狂的体验。
时至今日，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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