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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对于许多人来说，悲剧的效果就在此，但是我也知道，这些人以及那些向他们解释的人，根本不知道悲剧是一种最高的艺术。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净化”
那种为生理学家所不知道的摆在医学或道德现象中的病态的解除，使我想起歌德的奇怪感觉。
歌德说：
如果没有一种活泼的病态的兴趣，我就永远不能处理悲剧情景，我会避免它们而不会寻求它们。
古代的人觉得动人哀感的最大力量，只是一种审美活动的形式，而我们却觉得需要创作这种作品中的逼真，栩栩如生，这个态度，能不能算是古代人许多美德中的一个美德呢？
我们惊奇地了解到在音乐悲剧的情形下，动人哀感的最大力量，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审美活动，所以，现在我们以肯定的态度来回答这个深奥的问题。
只有用这些方式，才能适当地描述基本的悲剧现象。
根据这个看法，凡是继续谈论病态的道德效果的人，可能也会对他自身的美的感受力感到彻底的失望。
对这些人，我们推荐他仿效格尔维努斯的态度去研究莎士比亚并努力探索“劝善惩恶”
，以当作一种无害的代替品。
与悲剧同时发生，审美的观赏者已经再生了，在此以前，他在我们舞台中的地位一直为那个半为道德半为博学的虚饰的奇异补偿物，即被“批评家”
所取代。
在批评家生活的那个世界内，一切事物都是人为虚构的，只涂上了一层生命的外观。
演员真不知道怎样去应付这种喜欢吹毛求疵和装模作样的观赏者，并与剧作家或歌剧作家一致，惴惴不安地在枯燥乏味中找寻生命的最后痕迹。
我们这个时代的听众，大多就是这种批评家、学童和学生，甚至最素朴单纯的女性观赏者，都被教育和新闻事业不知不觉地训练出这种反应。
面对这种听众，我们这个时代较好的艺术家，就集中力量于激发道德和宗教的力量，导致本来应该对听众产生一种强大审美魔力的地方，现在却被道德规范取代。
否则的话，戏剧家非常明白地表现出当前舞台的某一特质，以使观赏者们暂且忘记他们没有批评能力，而完全陷于军情紧张或面对议坛或罪恶判决之前所能体验到的同样情绪中。
这种对艺术真正目标的歪曲，必然会在许多情形下产生一种对“目的”
的崇拜。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当艺术被扰乱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这种目的迅速恶化。
舞台促进人们形成道德观念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席勒时代，人们重视这个观念，但是现在已被视作过时文明中无用废物的一部分。
批评家在剧院和演奏会方面占有优越地位、新闻人员在教育以及报纸在社会占有优越地位的时代，艺术就堕落为一种最低级的娱乐，而审美批评则堕落为一种没有好处的、狂乱的、自私自利的以及根本没有创造力的社会团体黏合物，这种情形在叔本华关于豪猪的寓言中，描述得最好。
我们从未听到过对艺术闲谈得这样多却又这么不尊重它。
但是，一个拿贝多芬和莎士比亚当谈话内容的人，我们能与他产生什么样的交往呢？让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格调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真想回答而不只停留在令人惊愕的沉默中，他的回答必将显示文明对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另外，许多较为高尚而温柔的人，他们基本的知识虽然不开化，但是可以挽回意想不到的事情，并且对他们来说，就是天鹅武士（76）成功表演的完全无法把握的结果。
只是那只可能支持过他们并引导他们经历这个无法把握和无法比较的经验之手，已经不见了。
所以，这个经验仍然是唯一的经验，像一个在其足迹之后留下短暂黑暗的彗星一样。
然而，正因这个短暂的时刻，这些人已经感觉到，作为一个具有审美反应的观赏者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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