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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你以为像歌剧这样无足轻重的东西，只用一声大喊它就可以像幽灵一样走开的话，那是自欺欺人。
凡是想破坏歌剧的人，一定要作好准备与亚历山大式的欢愉作战。
这种亚历山大式的欢愉曾给歌剧带来它最为得意的概念，而歌剧就是这种亚历山大式欢愉的自然艺术表现。
至于艺术本身，它能从一种完全产生于美感领域以外的形式中，得到什么裨益呢？又能够从一种在半道德范围内侵入艺术范围却只能暂时对我们隐瞒它双重渊源的形式中，得到什么裨益呢？除了真正艺术的力量，还有什么力量能够使歌剧成长呢？
如果我们假想歌剧的美妙魔力和亚历山大式的魅惑可能把最高贵的严肃艺术工作，把眼睛从黑夜的恐怖中拯救出来，借幻象所具有的使人恢复元气的安慰，把我们从意志**式的活动中解放出来，把这些都曲解为空洞而无价值的消遣，这种想法不对吗？像我们在典型风格中所发现的那种由各个风格构成的混合品中，长久的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真理变成了什么呢？在这种由各个风格所构成的混合品中，音乐好像是肉体，而文字内容则像是灵魂。
最终目标充其量只是一种冗赘的音调画面，与新兴雅典狂热诗歌中所发现的一样。
音乐已失去了它作为反映世界的狄俄尼索斯镜子的真正尊严，而且它似乎满意于作为现象的奴隶、满意于模仿现象中各种形式的变化以及借玩弄线条和大小比例以激发虚假的快乐。
对小心仔细的观察者来说，歌剧对音乐的这种有害影响，为近代音乐的一般发展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说明。
支配歌剧和歌剧所表现的社会之诞生的乐观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剥夺了音乐中伟大的狄俄尼索斯意义，并把微不足道的娱乐性质加在音乐上面，这种转变在见识上相当于埃斯库罗斯形态的人转变为快乐的亚历山大形态的人。
如果让我们在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消失与希腊民族那种戏剧化的，但一直还没有加以说明的堕落之间指出哪一种连带关系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要以怎样大的希望去迎接我们这个时代那相反发展的好兆头？即狄俄尼索斯精神的渐渐重新觉醒，赫拉克勒斯的神力，不能永远为服侍阿姆菲勒（69）而受苦。
在德国人灵魂中的狄俄尼索斯深处产生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完全不像苏格拉底文化的假设，而苏格拉底文化既不能解释这种力量，也不能证明这种力量。
相反，这个文化却把它看作一种可怕可憎的东西，看作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敌对东西。
这里我是指德国音乐从巴赫到贝多芬，从贝多芬到瓦格纳的伟大发展。
我们这个时代那微不足道的理智主义，怎能对付这个产生于无限深处的怪物呢？我们不能在精细而复杂的歌剧和遁走曲中，或者在复杂旋律的结构中发现任何公式足以压制这个怪物。
我们这个时代使用陈腐口号而徒劳无功的美学家，他们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呀！
他们追求神奇轻快的音乐天才落空了，他们的活动不合乎他们对“永恒”
美和高贵庄严的标准。
当音乐守护神反复说“美呀！
美呀！”
的时候，请你们看一看，并且判断一下，他们是不是真的像自然美的宠儿，他们对自己的拙劣采取一种伪装态度，对他们愚笨而枯燥无味的敏感力采取一种审美的理由，这种说法是不太正确的，例如奥托扬（70）。
但是，说谎话的人和支吾其词的人，都应该留心他们在德国音乐界的步调。
因为在我们这个堕落文化之中，音乐是唯一纯粹而涤除杂质的火焰，事物都以赫拉克勒斯式的加倍运动来接近它和离开它。
所有我们称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东西，有一天必将出现在公正无私的裁判者狄俄尼索斯面前。
现在让我们回想一下新兴的德国哲学如何从这个同一渊源中滋生出来，康德和叔本华如何破坏了理智的苏格拉底哲学，他们的努力如何使人们对伦理和艺术问题作深刻的严肃思考，事实上就是狄俄尼索斯智慧的一种概念化的形式。
德国哲学和音乐之间的神奇结合，如果不是表示一种唯有借古代希腊类似者才能发现其确切的全新本性的事物，还能表示什么呢？对我们这些立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分水岭上的人来说，希腊典型还是具有无法估计的价值，它体现了达到古典理性主义劝导方式的转变。
只是，我们正在以相反的方式经历希腊精神的各个伟大阶段，并且似乎就在这个时候，从亚历山大时代回到悲剧时代。
我们不禁感到新悲剧时代的黎明对德国精神而言，只是回到自己，只是它自己真实本身幸福的恢复。
很久以来，从外面来的强大力量，强迫产生于粗野之中的德国精神自我塑造，促进德国精神的形式嬗变。
但是，如果它能够继续从学不到任何东西的国家中学到希腊人的东西，那么，最后德国精神就可以在其他国家面前站稳，摆脱拉丁文化的主要路线。
当我们看到悲剧的再生并且处于既不知它从何而来也不知它去向何方的危险中时，我们是不是曾经有过任何一个时代比现代更为迫切地需要这些伟大的导师的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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