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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蓬勃开展的农民运动像磁铁一样深深吸引着毛泽东。
这些新鲜活泼的生动事情，使他大大打开了眼界，为之兴奋不已。
社会上出现的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讦，也使他忧虑不已。
2月5日，毛泽东结束了对上述五县的考察，回到长沙，便立即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
12日，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后，致信中共中央，在简要报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
他报告了自己在考察过程中纠正了几个主要错误：“（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
（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
（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
①
2月下旬，毛泽东根据在湖南调查所得的农民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在武昌寓所写出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着重阐述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对中国社会及农村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作了科学分析，强调了贫农的作用；第二，阐明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充分估计了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第三，论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四，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从3月5日起，首先在中共湖南区委的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上全文刊载。
12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也登载了该文的前七部分。
4月，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指示共产党领导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
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
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也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
，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
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深刻而又系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即农民问题，指出了农民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有力抨击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学说，为推动中国农民运动的开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毛泽东在党内并不是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始终站在中国革命的时代潮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就为他以后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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