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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王会悟、陈潭秋在回忆中也提到南湖开会那天天气先阴后雨，这符合风灾来临前的情况。
并且通过查询天气表发现嘉兴7月末至8月初只有8月1日有雨。
另外，由于8月1日风灾严重，嘉兴城内一片狼藉，南湖周边鲜有游客。
若8月2日至5日期间在此游湖，难免引人注意，不利于大会安全，代表们也不会对此现状毫无提及。
此论证提高了8月1日闭幕的可能性。
三是8月2日闭幕说。
这一说法的主要依据是王会悟的回忆以及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的行踪记录。
王会悟作为南湖会议的具体操办者多次回忆道：“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游船上开会。”
这为8月2日闭幕的说法提供了较可信的证据。
并且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提到：“（8月）一日游山，二日游水，三日回沪，四日附轮回广州。”
“回上海第二天我们便附新宁轮船归粤，途中遇着飓风在厦门湾泊了三天。”
通过查证，1921年8月4日《申报》中确实登有新宁轮船到达厦门、广州的船期消息，由此可确定他是8月4日回粤，8月3日回沪。
而他回沪即被告知已开过南湖会议，“在杭州玩了两三天归来上海后周佛海来找我才知道最后大会已经在嘉兴南湖上开过，会议算至结束”
。
则可说明南湖会议不晚于3号。
同时，陈公博7月31日晚携带妻子去杭州已由《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和《申报》关于该案子的报道证实，再结合王会悟的回忆，8月2日是闭幕日的可能性较大。
四是8月3日闭幕说。
首先，依据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的行踪记录、1921年8月初《申报》记载的嘉兴刮飓风事件，以及通过查证陈公博8月4日乘新宁轮驶离上海港的事实，可排除中共一大在7月31日、8月1日以及8月4日之后闭幕的说法。
其次，排除8月2日的证据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从沪杭甬铁路火车时刻表看。
代表们应是两天分两批到达嘉兴，若同一天到达，最快只能乘坐106次慢车，12时20分到达嘉兴。
如此会议只能在下午召开，但并无任何材料证明。
二是王会悟的行踪。
王会悟回忆她是乘坐早班车到达嘉兴，并安排好旅馆及船只，同时去察看了地形。
而大多数代表也是乘早班车到嘉兴，并回忆到“早有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
，可见大部分代表是在王会悟到达后的次日到达。
但该论证并未解释8月3日的天气与回忆不符以及代表们未提及南湖风灾等问题，因此该说法还有待商榷。
五是8月5日闭幕说。
这种观点的唯一依据是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1921年的信件，信中提到：“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
该资料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但斯穆尔基斯当年既不是当事人也不在中国，其资料是否可靠值得怀疑，并且该说法不符合代表们“尽早结束会议”
的想法。
后有学者认为是斯穆尔基斯将中共一大闭幕时间与中央局在上海开会的时间相混淆。
虽无材料证明该推测，但并不排除其存在的可能性。
由于以上几种说法都具有事实依据，但相互矛盾，党史工作者还暂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因此，为保证科学性，在没有完整证明材料之前，相关党史书籍大都将中共一大闭幕日期定在1921年8月初，具体时间至今仍是待解之谜。
因此，广大党史工作者还需继续努力，进一步挖掘新史料，以期早日解开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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