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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着指挥战事,顾不上他们。
所以,特定的条件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机会。
三人谈论最多的就是为何不能打破
敌人第五次“围剿”
。
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
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
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毛泽东与张闻天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趋一致,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人。
博古、李德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而蒋介石很快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在湘西布下了口袋阵,等待红军往里钻。
可是,博古、李德明知前路险恶,仍然坚持原定目标不变,中央红军仍然一步步继续向湘西前进。
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等人展开了斗争,力主放弃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先得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同意和支持。
有了前期担架上三人的充分交流和信任,张闻天、王稼祥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地位,积极提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中共中央于12月12日在湖南的通道县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等问题。
王稼祥、张闻天和周恩来等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会后,中央红军分两路向贵州黎平进发,避开了蒋介石布下的“口袋”
。
通道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经通道进入贵州黎平县境。
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进军路线问题。
经过激烈争论,政治局采纳毛泽东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进军的正确主张,会议还作出一项至关重要的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
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在继续前进的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
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
他意识到,让李德、博古继续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
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贵州黄平,在茂密的橘林旁,张闻天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讨论当前的形势,二人均认为被排挤在外的毛泽东打仗有办法,应该请毛泽东出来领导。
就把这一消息及时告诉了彭德怀、刘伯承等几位高级将领,他们也都赞成在适当的时候开个会,改由毛泽东指挥。
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在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
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的胜利是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团结斗争的结果,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协商合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切都离不开担架上的谈心交流与思考探讨。
而索尔兹伯里提到的担架上的“阴谋”
,实际上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逐渐接受和认可的过程,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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