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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要搞城市武装暴动,导致盲动主义的“左”
倾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
虽然这种错误在1928年4月就在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但“左”
的情绪并没有根本清理。
随着局势好转,党内“左”
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1930年6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形势作了错误估计,提出要迎接革命**,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次“左”
倾错误在党内统治虽然只有三个多月时间,但损失也很大。
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
不料,事情突然出现变化。
1930年10月间,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王明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得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
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
于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执行了一条比李立三的错误更“左”
的错误路线。
党内一直存在的“左”
倾情绪显然是其成长的重要土壤。
(三)博古继续推进王明的“左”
倾错误路线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不久,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次严重危机。
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
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掌握大量核心机密,特别是对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和活动规律很熟悉,所以他的叛变危害极大,被视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
幸好当时打入中统内部当机要秘书的共产党员钱壮飞获悉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
他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给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上报党中央。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马上组织转移,避免了一场后果严重的大破坏。
据当时在中央特科工作的聂荣臻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
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
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
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①由于顾顺章叛变,恽代英、蔡和森等党的领导人都因叛徒出卖而被杀害。
6月下旬,在中共六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的向忠发,在上海不听周恩来劝阻而个人自由行动,结果被捕,很快叛变。
这一系列的突发事件,迫使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采取紧急疏散措施。
9月,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周恩来到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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