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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势下，党中央正确判断世界形势，充分认识到“两弹”
对我国的重要性，迅速进行了战略部署。
1955年1月15日，一场绝密会议在紫光阁召开。
毛泽东亲自主持这次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作出了对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中国也要搞原子弹。
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正式拉开。
几个月后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两弹”
工程启动，挂帅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聂荣臻。
不畏艰难、同心协力、勇于登攀、甘于奉献是老一代科学家和广大建设者的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也是“两弹一星”
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等一批科学家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到祖国参与“两弹一星”
的建设。
当时的科研队伍也参差不齐，主要由老干部、工人、少数海归专家、国内老师和刚毕业的大学生组成。
干部不懂技术，科研人员不懂管理，大家焦头烂额。
为解决这个问题，钱学森设立了总体设计部，由总体设计部负责对各个分系统的技术难题进行技术协调，统筹规划，总体设计。
钱学森还建立了导弹型号和设计师制度。
总设计师负责导弹的总体设计，此外还有主任设计师、主管设计师制度，分别负责导弹的分系统和单机设计。
这一制度的确立，使火箭和导弹的型号研制走上正轨有序的道路。
邓稼先在研制“两弹”
的任务中，经常主动身临一线。
在一次原子弹爆炸失败后，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
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
你们去了也找不到，会受污染。
我做的，我知道。”
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
广大科研工作者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1957年12月，两枚苏制P-2导弹连同地面设备经满洲里口岸，秘密运抵中国。
据五院一部的绘图员陈耀海回忆，当时为了在一个月内完成弹体结构的图纸资料，除了两位专门学习机械测绘的制图员外，其他岗位的同志也一齐上阵，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困了就趴在桌上眯一会儿。
在进行“1059”
导弹研制最后的决战时刻，设计人员和工人、工艺人员不分白天黑夜，24小时连轴转，很多人吃在车间、睡在车间，几天几夜不回家，大院里点起了“长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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