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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明确表示同意。
周恩来当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准备“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②。
中共中央完全认可这个处置办法。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
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
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1)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
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6)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
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
12月25日,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抵洛阳,并于26日到达南京。
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
消息传出后,群龙无首的东北军群情激愤,一片混乱。
在救回张学良的问题上虽然大家是一致的,但在究竟是文救(和平方法)还是武救(打仗方法)上出现了互不相让的两派。
由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一帮“少壮派”
失去理智,在1937年2月2日清晨枪杀了他们认为主和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
接着,东北军几个青年军官又闯入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一见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就明白了一切,这时如果示弱或是表现畏惧都会出现难料的后果。
周恩来霍地站起身,一拍桌子,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
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
③在周恩来的严厉训斥下,这几个青年军官才收起了手中的枪,低头不语。
周恩来立即不失时机地开导他们,只要我们西安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搞好团结,保持住“三位一体”
的局面,我们就有强大的力量,我们救回张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们自己不团结,闹内讧,还有什么力量去救张副司令?在周恩来的开导下,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此时的西安城内充满恐怖气氛,谣言满天飞。
有人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指使行动的,中共代表团面临生命危险。
周恩来完全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赶往被害的王以哲家中,慰问家属,帮助料理后事。
消息传出,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中共中央得悉西安如此混乱的情况后,十分关心周恩来、博古的安全,致电要他们在紧急时应离开西安立即撤往云阳红军总部。
周恩来深知,如果离开,正在建立的红军联络处就难以在西安存在,红军就难以在关中立足,国共正式谈判也难以进行。
因此,他让其他人撤走,自己坚守西安。
周恩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定和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的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转折点。
周恩来在险恶的环境里为事件的解决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临危不惧,沉着机智,忘我工作,力挽狂澜,显示出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胆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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