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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他们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政治局来维持工作，主要由那些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顾顺章还不大认识的人组成，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后叛变）三人担任中央常委。
博古负总的责任。
博古当时只有24岁，缺少实际工作经验，也不是中央委员，却一下子负总责，可谓一步登天。
王明之所以选博古，也主要是看中他跟自己思想一致，能够贯彻国际路线。
所以，尽管王明不在国内，但博古等人继续推行王明为代表的“左”
倾冒险主义错误。
后来，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这个临时中央也在上海待不下去了，1933年迁到中央苏区，从而使中央苏区也直接受到“左”
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并导致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
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四）王明善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吓唬人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又回国了。
在苏联期间，他曾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地位相当高。
这次回国，王明的感觉非常好，把自己当成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一到延安就发号施令。
张国焘曾回忆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
②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提出了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遭到批评。
由于王明说他的报告所传达的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使不少与会者一时不能明辨是非。
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由于王明的回国，进攻中央路线，结果中断了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路线。
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③当时，毛泽东还对前来看望他的人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
④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
即使如此，王明的影响仍然很大。
他“频繁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
⑤。
王明口才好，作报告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条理清晰，有的演讲被十几次掌声打断，被看作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
有人还回忆说，当时王明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要比毛泽东大得多”
◎。
很显然，王明能够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原因也在于王明善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使许多人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
这也表明党的很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有待提升，直到整风运动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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