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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学生成为“人中人”
，是陶行知始终坚持的目标。
早在1919年，陶行知在《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一文中，就对“人当为人中人，不可仅为人上人”
这句话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共和国民的指南针”
。
1928年，他又在《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一文中强调：“我们应当知道民国中只有人中人，没有人上人，也就没有人下人”
。
在1930年，陶行知又在《晓庄三岁告同志书》中指出：“我们不但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人中人。
人与人的关系是建筑在互助的友谊上，凡是同志，都是朋友，便当互助。”
而在1940年，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一文中，强调育才学校不是培养学生做人上人，“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
，同时还要“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
，“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
不难看出，以培养“人中人”
作为德育的目标，是他的“人民第一，一切为人民”
思想在办学的体现，也是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做人准则的扬弃，同时又包含有来自西方的民主平等的人道主义思想。
陶行知要求“人中人”
必须具备为国家民族，尤其要为广大农民谋幸福的精神。
他生长在安徽省的一个山村里，他对“农村破产无日，破于帝国主义，破于贪官污吏，破于苛捐杂税，破于鸦片烟，破于婚丧不易”
的苦况感受深切。
他教育师生，“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
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
。
陶行知一生谋求“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但是他这个崇高理想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的社会现实发生了矛盾。
他生平经历了将近30年的教人追求真理做真人的苦难历程之后，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种教人求真和学做真人的教学自由，也只有真正的民主实现了才有可能。”
“这教学自由，也是要在整个的人民基本自由中全盘解决”
。
因为“在不民主的政治下，说真话做真事的人是会打破饭碗，关进集中营，甚至失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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