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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她懂得比我还早十年。
在会见的第二天，正巧接了二妹的一封信，说到她的大女儿，一个体育学院的二年级学生，已经成了业余的优秀汽车教练员，最近驾驶着摩托车完成了天津到汉口的长途训练。
她又以幸福的语气告诉我，不但这个十二年前小姐式的女儿成了运动健将，她的其他的孩子也都成了优秀生。
当我把这些告诉了三妹五妹，她们又抹了眼泪，并且把自己的孩子的情况讲了一遍。
在这里，我发现这才是爱新觉罗的命运的真正变化。
我曾根据一九三七年修订的“玉牒”
和妹妹弟弟们提供的材料，作过一个统计。
爱新觉罗氏醇王这一支从载字辈算起，婴儿夭折和不成年的死亡率，在清末时是百分之三十四，民国时代是百分之十，解放后十年则是个零。
如果把爱新觉罗全家的未成年死亡率算一下，就更令人触目惊心。
只据玉牒上的记载，道光皇帝的九个儿子（奕字辈）就有若干是未成年死的，更下两代（载字与溥字辈）未成年死亡率男孩是百分之四十强，女孩是百分之五十弱，合计是百分之四十五。
在夭亡人口中不足两岁以下的又占百分之五十八强。
这就是说道光皇帝的后人每出生十个就有四个半早死，其中大半又是不到两岁就死了的。
我同七叔和妹妹们会见的时候，还没有作这个统计，但是一听到妹妹们屈起手指讲述每个孩子的回忆往昔现况时，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因被我祖母疼爱以至于活活饿死的伯父，十七岁时就死了的大胞妹和不到两岁就死了的三胞弟，以及我在玉牒上看到的那一连串的“未有名”
（来不及起名就死了）字样。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死亡与成长的数字上，假使每个孩子长大除了提鸟笼子什么都不会，或者除了失学失业就看不见什么别的前途，那比起短命来也没有更多的意思。
在民国时代，八旗子弟的命运大部分正是如此。
长一辈的每天除了提着鸟笼溜后门，或者一清早坐着喝茶，喝到中午吃饭时十个八个碟儿的萝卜条、豆腐干摆谱，吃完饭和家里人发威风之外，再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干。
晚一辈的除了请安，服侍长辈，照长辈的样子去仿效之外，也很少有知道再要学些什么的。
到后来坐吃山空，就业无能，或者有些才能的却又就业无门，结果还是个走投无路。
这类事情我就知道得不少。
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些我早在来信中就曾感到而未加深思的变化，我从这次会见中更亲切地又感觉到了它。
在北京的一个弟弟和六个妹妹，他们一共有二十七个孩子，除了未达学龄的以外，全部都在学校求学，最大的已进了大学。
我七叔那边有十六个孙儿女和重孙儿女，他的二十八岁的长孙是一个水电站技术员，长孙女是军医大学的学生，另两个孙女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是立过三等功的，从朝鲜回国后，一个做了政府干部，一个转入大学读书。
四孙女是解放军一个文工团的团员，其他的除了幼儿之外也都或在校读书或者已经就了业。
这些变化，这些具体的事实，以及妹妹们在叙述它的时候流露出来的激动，使我完全明白了她们，为什么谈起今天的生活，会表现了那么明确的肯定态度。
在谈到我们兄弟姊妹的第二代时，我忘了说杰二弟还有两个女儿，当时都在日本和她们母亲住在一起，最大的女儿已经十八岁。
两年后，杰二弟收到妻子寄来一个不幸的消息，这个女儿因为恋爱问题和一个男朋友一起自杀了。
后来，我听到关于那个男孩子的种种不好的传说。
对他不管怎样传说，我还是认为这是个不幸的青年。
他和我的侄女如果不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总不会演出这幕悲剧来的。
在北京的那二十七名侄甥和在东京的这个侄女，成长在同一时代而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命运竟又是那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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