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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话，看那激昂愤怒的情形，就知道那人交代得一定很不够，不然就是扯谎（此人的态度也非常坏，在台上晃**着胳臂，露出傲慢的样子）。
会场主持人在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态度不端正，面对事实，却要蒙混，把欺骗当做解脱自己的办法……”
我觉得这话简直就像对我说的。
第二天，我带着这种强烈印象，坐在伪满战犯的小露天会场里，一听检察人员宣布了开会的目的，我心里就起了狐疑，我看到许多人争先要求发言，我突然也作了一个决定：要求发言。
我为什么也要求发言呢？这不单是不甘“落后”
，主要的是我怕被别人当做那个日本人似的被猛烈批判，我要让伪满的这些人知道，我已经交代了许许多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不要认为我还是不老实的。
固然，我下这个当众暴露的决心很不简单，但我还是很快地看出这样更为有利。
我被安排到第三或者第四个发言。
我已不记得前几个发言者是谁，说了什么，我只记得他们认罪之后，又都接着揭发那个自有一套道理的“大下巴”
。
对这天的事我记得最深的，还是这件事：当我按着写过的认罪材料说了“我不该欺骗政府，隐藏了珠宝，后来终于认识了错误，自动地坦白了出来”
，正准备说另外一条的时候，忽然有人打断了我的话：
“不对！
是你自动交的吗？”
这是我的侄子子显，怒气冲冲地问我，“真瑞给你的条子你怎不说……”
“我正要说，我底下正要说这件事……”
我赶紧说下去，就怕他全替我说了。
我当时认为自己很聪明，知道什么是紧急时刻，知道这就是主动交代和被迫承认的最后界限。
我把那个冒充进步、冒充自觉，隐瞒真瑞的纸条的欺骗政府的行为讲了，但其他的欺骗行为仍然一字不提。
紧接着，我就对“大下巴”
进行检举，把我听来的他在伪满时给日本人扫神庙等说了一遍，责备他现在不该采取欺骗蒙混的办法……
我讲完了，立刻又有更多的人要求发言。
我注意到我的侄子们、妹夫们，我的同屋犯人们都嚷着抢着要说话，而且有的人老是用眼盯我。
我觉得我的厄运来了，幸好主持会场的检察人员宣布了大会结束。
回到监房，我擦掉了头上和脖子上的汗，心里抱怨着真瑞的疏忽，不该把纸条的事告诉子显，更恼怒子显，不该这样待我。
我们到底是一家人哪！
比埋怨和恼怒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一下这些小家伙还会说我些什么。
我认真地想了一遍，认为他们知道的能讲的我都说出去了，至于进了监狱之后的“攻守同盟”
，那是牵连到他们自己的，我就以己度人，认为他们不会去说。
这样考虑之后，我叹息着写了一个书面检讨，把真瑞的纸条这件事又写了一遍，请看守员送给所长。
这次的震动从我身上滑过去之后不到一个月，又来了另一种的震动。
这是日本战犯第二次开检举认罪大会。
一个叫乔木岬的前日本宪兵队长在会上发言。
他交代出的罪恶给了我强烈的印象。
他的罪行跟古海不同，是更直接地残害中国人民。
他说他常常以反满的罪名拘来一批中国人，把他们排成一列，然后随便从中拉出一个来，当众用军刀把头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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