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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则海内大乱,日久莫能安戢,列国逼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业。
他日非为中国置一贤主,则将启争端,其祸益大。
故今日皇上欲图中兴,不必待兵力也,但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必有人人欲以为君之日……
他提出过不少使“圣德令名彰于中外”
的办法,如用我的名义捐款助赈,用我的名义编纂《清朝历代政要》,用我的名义倡议召开世界各国弭兵会议,等等。
有的我照办了,有的却办不了。
不过,我总还是表示了赞许和同意。
我委任奥国亡命贵族阿克第男爵到欧洲为我进行游说宣传,临行时,郑孝胥亲自向他说明,将如蒙各国支持“复国”
,立刻先实行这四条政策:“一、设责任内阁,阁员参用客卿;二、禁卫军以客将统帅、教练;三、速办张家口—伊犁铁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国内设立之官办商办事业,限五年内一体成立。”
他对我讲的,以后又有发展。
“帝国铁路,将四通八达,密如蛛网,矿山无处不开,学校教育,以孔教为基础……”
有一次我问他:
“列强真的会投资吗?”
“他们能赚钱,自然争先恐后,唯恐不及。
臣当年承办瑷珲铁路,投资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给压下了,有些守旧大臣竟看不出这是件便宜之事。”
“可是辛亥国变,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矿闹起来的吗?”
“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办有商办。
不过中国人穷,钱少少办,外国人投资钱多多办,这也是公平合理。”
“那么,外国人肯来做事当差吗?”
“待如上宾,许以优待,享以特权,绝无不来之理。”
“那么,利益均沾,机会均等,到时候弄不好,他们争起来如何?”
“唯其如此,他们更非尊崇皇上不可。”
这就是由“共管论”
引出的日益体系化的郑孝胥政策,也就是为我赞许的政策。
我和他共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回我的宝座,继续大清的气脉,恢复爱新觉罗宗室、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旧日光景。
郑孝胥在我出宫后,曾向段祺瑞活动“复原还宫”
,在我到天津后,曾支持我拉军阀、拢政客的活动,但是,在他心里始终也没忘掉这个理想。
特别是在其他活动屡不见效的情况下,他在这方面的愿望尤其显得强烈。
这在使用谢米诺夫这位客卿的问题上,分外地让人看得出来。
当我刚把接见谢米诺夫的问题提出来的时候,陈宝琛很担心这件事会引起外界的责难,郑孝胥着急的却是怕我背着他和罗振玉进行这件事,所以他对陈宝琛说:“反对召见,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询,不如为皇上筹一妥善谨密之策,召见一次。”
结果,是谢米诺夫这个关系叫他拉到手上了。
他对谢米诺夫最感到兴趣的,是谢和“列强”
的关系。
当谢米诺夫吹嘘着列强都在如何支持他,而各国干涉中国的政局之声又在甚嚣尘上的时候,郑孝胥认为时机来了,兴高采烈地给张宗昌和谢米诺夫撮合,让谢米诺夫的党羽多布端到蒙古举兵起事,并且亲自跑上海,跑青岛,他进行了些什么具体活动,我现在已记忆不清了,只记得他十分得意地写了不少诗。
现在我从他日记里又看到自我欣赏的描写,如:“晨起,忽念近事,此后剥极而复,乃乾旋坤转之会,非能创能改之才,不足以应之也。”
“如袁世凯之谋篡,张勋之复辟,皆已成而旋败,何者?无改创之识则枘凿而不合矣!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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