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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岁比较小些。”
听的人不耐烦了，说：“你怎么老不说数目字呢？年岁小是多小呢？是十岁到二十岁，还是二十到三十？三十到四十？”
“对啦，二十到四十。”
他们都乐起来。
有人说：“难道你小时候就没学过计数吗？”
我说：“我就没学过嘛！”
后来管理所所长发现了这个问题，指定了溥杰教给我算术。
五十岁的人学算术，那一份艰难就不用说了。
我的英国老师有一段话说得不错，中国的贵族们都是用不着算术的，一切都有人替他们办了。
中国人的珠算是令外国人非常惊异的技能，但是擅长这门技能的，全是伺候人的人，一切有技术的人在那时是被贵族看做卑贱的等级的。
我读的古书不少，时间也不短，按理说对古文总该有一定的造诣才是，其实并不然。
首先，我念书极不用功。
除了经常生些小病借题不去以外，实在没题目又不高兴去念书，就叫太监传谕老师，放一天假。
在十几岁以前，我对毓庆宫的书本，并不如毓庆宫外面那棵松柏树的兴趣高。
在毓庆宫东跨院里，有棵松柏树，夏天那上面总有蚂蚁，成天上上下下，忙个不停。
我对它们发生了很大的好奇心，时常蹲在那里观察它们的生活，用点心渣子喂它们，帮助它们搬运食品，自己倒忘了吃饭。
我对蚂蚁的兴趣维持到十三四岁，后来专用大瓷花盆专门喂养过它们。
在屋里念书，兴趣就没这么大了，念到最枯燥无味的时候，只想跑出来看看我这些朋友们。
十几岁以后，我逐渐懂得了读书和自己的关系。
怎么做一个“好皇帝”
以及一个皇帝之所以为皇帝，都有什么天经地义。
我有了兴趣了，但这兴趣只在“道”
而不在“文”
，何况学的“道”
大多是皇帝的权利，很少是皇帝的义务。
虽然圣人说过“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和“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
之类的话，但圣人更多的话却是为臣工百姓说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在第一本教科书《孝经》里就规定下“始于事亲，终于事君”
的道理，说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最髙的道德标准。
这些顺耳的道理，在开讲以前就从师傅课外闲谈里听到，开讲以后，也是师傅讲得比书上的多。
所以，真正的古文倒不如师傅的古话给我的印象更深。
我的与众不同的念书方法，也让我得不到别人能得到的东西。
许多旧学塾出身的人都背过书，据说这是件苦事，但也确实给了他们好处。
这种好处我就没享受到。
师傅从来没叫我背过书，只是在书房里念几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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