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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李顿调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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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响和遗老们十几年的教育的基础上，又有了到东北后不到一年的训练，我已被造就成了一个完全的软体动物，已弄到了离开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
为了虚假的自欺欺人的尊严，为了保住一条性命，为了“重登大宝”
的幻想，我只有依附在关东军的皮靴上。
一九三二年国际联盟派了一个调查团到东北，曾经引起郑孝胥父子发生过把东北变成国际共管的幻想，我却连这种幻想也没有过。
“九·一八”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一再电致张学良，指示了“为免事件扩大，绝对不抵抗”
，九月二十二日又在南京全市国民党员大会上说要“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
所谓“国际公理”
，照他说就是在国际联盟这儿。
九月二十一日国联接到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
的请求，九月三十日国联行政院（或译理事会）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南京政府又提出由国联派中立委员会到满洲调查的意见。
国联在开了许多次没有结果的会之后，十二月十日，在日本人同意下，决议组织一个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中日纠纷”
的实情，并向行政院提出报告。
这个报告自然要包括解决“纠纷”
的意见，也就是蒋介石所宣传过的要等待的“公断”
。
调查团由五国委员组成，即英国的李顿爵士、美国的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少将、法国的亨利·克劳德中将、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德国的恩利克希尼博士。
团长是李顿，所以当时又被称为李顿调查团。
与调查团同行的除了一批秘书人员和专家之外，并有中日双方各派委员一名协助工作，日本派的是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中国是前外交总长顾维钧博士。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调查团出发了，先到日本，又到上海、南京、汉口、九江以及湖北的宜昌和四川的重庆，四月初到北平又停了十天，四月二十日才进入东北，到长春时已是五月。
在这期间，南京政府宣传着等待“公理之判断”
，而日本军队却占了锦州，发动了淞沪战争，逼着蒋介石签订了不得驻兵淞沪的协定，同时也制造出了“满洲国”
的既成事实。
究竟这个调查团到中国来是打算干什么，蒋介石希望的又是什么，我都被闹得糊里糊涂的。
五月三日这天，我和调查团的五位委员进行了十分钟的会见。
在这十分钟内，他们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我是怎么到东北来的？“满洲国”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之前，我脑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大概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这五位绅士的彬彬有礼的风度让我回忆起天津时代我和他们同国人的交往。
闪过我心里的念头就是：他们的那些同国人，特别是调查团长李顿爵士的同胞庄士敦，曾向我说过伦敦的大门为我打开着，如果我现在对他们说，我是叫土肥原骗来又被板垣威吓着当上“满洲国元首”
，并且要求他们把我带到伦敦，他们干不干呢？这个轻微的念头刚一闪过，我就打了一个寒噤，因为我想起来身边还坐着关东军的参谋长桥本虎之助和高参板垣征四郎。
我不由得地向那青白脸瞄了一眼，然后老老实实地按照他事先嘱咐过的，念我的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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