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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九·一八”
事变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偶然事件”
吗？不，决不！
从以上一系列事实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制造事变作为借口而出兵占领我国东北，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处心积虑地经过周密布置然后采取的行动。
占领我国的东北然后进一步鲸吞中国，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由来已久的野心。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不断叫嚷中国的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
，并且日益嚣张地在东北扩展他们的侵略势力。
一九二七年的所谓“田中奏折”
更是**裸地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
这个“奏折”
明目张胆地写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而欲征服世界就必须征服中国。”
正因为这样，他们长时期来一直在中国物色和豢养能够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效劳的对象。
而我，一个已经被人民赶下台来但是又怀着“重建祖业”
这种复辟思想的清朝逊帝，也就成为中选的人了。
在清朝被推翻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把郑孝胥、罗振玉这一类封建余孽抓在他们手里。
一九二四年，当我被驱逐出原来的皇宫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马上通过这帮“遗老”
的牵线，把我包围起来——先是在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后来又迁到天津的日本租界。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我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训练工作。
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地把我叫做“皇帝”
，让我在公使馆和租界里“开疆辟土”
建立一个空头的“清宫小朝廷”
，并且千方百计地利用和挑动我的复辟思想，使我日益与祖国人民对立。
例如，日本的一个“华族”
（“明治维新”
后的贵族）水野子爵当时就曾送我一把扇子，上面别有用心地题上“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这样两句诗，暗示我要“卧薪尝胆”
待机东山再起。
另一方面，历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都定期给我“讲解”
国内外形势，每逢日本军队检阅时都要让我去参加，向我灌输日本“皇军”
实力强大、天下无敌的思想，使我养成根深柢固的崇日恐日心理。
这一切，显然就是为了让我在“九·一八”
事变以后去东北“主持大计”
而做的准备工作。
谈到我在东北“主持”
的“大计”
，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可耻可鄙的丑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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