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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
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
提到这些，他的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在那数目降到八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
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惴惴然，惶惶然。
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
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
，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潢贵胄”
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
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黯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
的。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
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
在北京，我知道的我曾祖父（道光帝）的后人及以惇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溥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我的堂兄溥伒（字雪斋），惇亲王奕誴之孙、多罗贝勒载瀛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六十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
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研究会的会长，被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
溥伒的胞兄弟溥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也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
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溥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真瑞侄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
，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
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
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做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
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从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代各个时期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
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
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代他记录下来。
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
而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
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
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
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
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
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中校。
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杀秋瑾的绍兴知府贵福的儿子，也是伪满的中校（早在伪满时期他就遗弃了妻子，后来又跑到海外）。
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她们会不会因为是汉奸头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视？我对这个问题，心里也是没有底。
这类的顾虑也是同犯们共有的，可能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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