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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哈尔滨以后不久，所方把数珠都收去了，我有个挂在脖子上的银质护身佛，是蒙古一个活佛送的，也给收去了。
可是我还是偷着念，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停止了这种无聊的活动。
子显用活报剧讽刺了这种活动，大大刺痛了我。
这个变化比起和看守员说说笑笑来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变化，是几个侄子担任了挑水送饭的值日劳动之后，时时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的高兴。
他们从甬道匆匆走过，脸上带着和我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笑容，这加上他们和看守人员谈话时那种自然而亲近的态度，使我不由地疑虑暗生。
从一九五二年起，我逐渐由自己洗手绢、袜子进步到能洗衣服、洗被子了。
这一方面是由于逐步锻炼，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家人变化的情势。
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对我的服侍不但不表示积极，甚至已经很不耐烦。
有一次，我的眼镜架子有点活动，我请看守员替我送到李焘那里修一修。
我原先没看出来，李焘是个很灵巧的人，进了监狱他居然连钟表也能修理了，在苏联的时候，就短不了有犯人找他修修表，弄弄坏钢笔。
这个眼镜由看守员拿到楼下之后，过一会儿就从下面传来李焘的嘟囔声音，我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却觉出了他正表示从来没有的不高兴。
在过去，李焘在我眼里是低于一切家人的一个“随侍”
，而今天（眼镜虽勉强修理过了），这一阵嘟囔却是高于一切家人变化之上的变化。
有了这些前述可虑的变化之后，到一九五二年夏天出现了这个纸条，我越想越觉着不是一件小事。
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了。
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
我的心被它搅得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是好。
恼恨逐渐变成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
的瓦解和“内部”
的“叛乱”
？我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等他们进一步变化，就先把黑皮箱交出去。
现在已不仅是个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从此查出我过去的一切欺骗。
两年来，天天学习，天天口头上表示认罪，可是满满一箱底的珠宝还瞒着不说，过去表现的一切悔恨、认罪，人家还相信吗？对这样的欺骗又怎么能宽大？
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
越思索越感到最后“自己主动交代……一定宽大”
那句话的吸引力。
关于宽大政策，公安机关那位首长讲话时提过，报纸上也讲过，所长讲话中也常说过，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这只能适于一般犯人，至多适于一般的汉奸。
而我是头号战犯，我是“首恶”
，是属于“必办”
一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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