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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上楼，我一步两蹬地飞快地跑上楼梯。
带路的人对我不胜惊愕，连忙赶到我的前面，把我领进一间大屋子。
这屋子中央，有一张长长的台子，摆满了各种点心、水果和纸烟。
我想起了从前太监们讲故事说的，死刑犯人吃的什么催命酒。
好吧，反正是全完了！
我把团起来的衣服扔在台子上，还未落座，也不等后面的人到齐，就哆哆嗦嗦地抓起一个苹果，狠命地咬了一口。
我已经弄不清别人怎么进来的，怎么坐下的，政府的首长们又是什么时候到的。
站在桌子尽头，有位首长，他在说什么话，我也听不见。
我只是不知其味地咬嚼着嘴里的东西，费力气地咽着，等待五花大绑。
看那位首长说个没完，我着急了，站起来嚷道：
“不用再说了，赶快走吧！”
首长的话叫我打断，他笑着说：（这几句话我是听清楚了）“你是太紧张了，应当镇静镇静。”
在他旁边坐着的另一位首长也对我说：“你想不想看看你的侄子宪东？他在解放军里，想看他，可以叫他来……”
这几句话听得我莫名其妙，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首长接着又讲的话，我听了更加糊涂，什么“要好好学习，改造”
，什么“到了抚顺好好休息，注意身体”
，这都是什么意思呢？正想着，带领我们来的那个工作人员走过来，把那个名单交给那位首长，报告说，除了熙洽因为身体不好没有来，其余的全来了。
我急于明白是怎么回事，竟一把从首长手里把名单抢了过来，看那上面写的什么。
许多政府人员都笑起来，那位首长还是说：
“用不着紧张呵！”
这时，如果不是屋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我的笑话还不知闹到什么地步。
一个穿着整齐的干部服的青年，笑眯眯地站在我们面前，我认出这是在苏联陪我们住着的张景惠的儿子，在伪满时，他是个学生，到了苏联，我们才知道他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
小张的出现，使犯人们都活跃起来。
他和他的父亲见了面，又向一些犯人谈了些他们家属的情况，谁的儿子在哪个大学读书，谁的女儿在哪里工作。
这一说，满天乌云全散了。
死不了啦！
这个思想一在脑际出现，我的眼泪也就如同潮水一般，汹涌而至。
对死刑的恐惧，并不是从此就消失了的。
八月五日到达了战犯管理所监狱时，在沈阳出现的乐观情绪又一扫而空，恐惧又重新占据了内心。
与前所不同的，只是掺和了更多的迷惑不解。
从沈阳到抚顺这段火车上，有人乐观地估计，到抚顺休息几天就会分头回家，还有人说，他到过抚顺，知道日伪时那儿有个豪华的俱乐部，他断定那是我们“最合适的休息地方”
。
当汽车把我们从车站载到管理所，监狱的青灰大墙、高高的岗楼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刚吹散的乌云又回到所有的犯人的心上。
我和荣源、溥杰和三个侄子被领着通过一条站立着全副武装的哨兵的通道，进了一间有着一条长长板炕的房间。
随着身后响起的关门上锁的声音，我在公案小说中看到的监狱生活，特别是我在长春对付孙博元那些孤儿的电刑具、木笼子、铁心包皮的马鞭，立刻涌现在我的脑际……
这一天，尽管伙食很好，我们都吃得很少。
一整天大家都垂头丧气，不说一句话。
第二天，军医们给我们检查身体，检查得十分详细，连过去得过什么病，胃口好不好，平常吃什么不吃什么都问到了。
接着，牙刷毛巾等日用品都发下来了，新的被褥是昨天就给了每人一套，今天又发新衣服，黑色的外裤褂和白色的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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