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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我，当如对其天皇者同。
在这种飘飘然中，我回到长春，立即请来新任的关东军司令长官南次郎大将，向他发表了我的感想。
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又到南的住宅，兴高采烈地参加了裕仁的生日庆祝会；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谕，把在长春的所有简任职以上的官吏，不论中国人日本人全召来，听我训话，发表访日感想。
我在事先全没有和日本人商议，我也没预备讲话稿，人到齐了，我便讲开了。
我讲了访日的经过，绘形绘声地描写了日本天皇对我的招待，讲了日本臣民对我的尊敬。
最后我说：
“为了日满的亲善，我一定拼命去干。
因此，我认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于满洲国者，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满洲人有不利于日本者，也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的皇帝；如果有不忠于满洲国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国皇帝……”
不料这些话讲过之后，“大臣”
们单独来见我的，越来越少，终于成为绝迹，除了日本规定的例行官样文章的“上奏”
和年节行礼之外，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早在我去日本之前，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就和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应当养“君之德”
，所谓“君之德”
，就是不要过问什么事，不要“察查为明”
，一切都让“下边”
办去就行了，他同时演出形象来，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说：“就这样子，我们当司令官的，也是如此。”
这些话，我并没有十分注意。
后来南次郎来当司令兼大使了，他倒简单，没有说这些话，也没做什么形象动作，我从日本回来发表了那篇演说之后，索性禁止了“大臣”
们和我见面了。
从此以后，我除了和关东军指定的人见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会见任何人。
我办公的“勤民楼”
也不去了，因为既无人可见，也无公可办。
关东军要我办的公事，不过是要我在现成的文件上画上一个“可”
字，这件事在我卧室、厕所里就都可以办了。
关东军指定我会见的人，除了每周一次向我报告“国务”
的总理大臣、参议府议长之外，其余的“大臣”
们只有逢年过节举行大典时见见面，当然说不上话。
到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限制得更严，我的亲属除了在长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内廷”
念书的侄子们之外，关内亲属只准关东军指定的几个人来看我。
任何人如果想偷着来会见我，那根本办不到，因为“帝宫”
里住着几个日本宪兵，来往人是瞒不过他们的眼睛的。
这几个宪兵穿着非日非“满”
的特制的墨绿色制服，他们的屋门口有一个木牌，没头没脑地写着三个字“宪兵室”
。
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闪安直，有了一个“帝室御用挂”
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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